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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近现代人物
宋鸿图，字瑶轩，侯官县(今闽侯县南屿镇江口村)人。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出生于农民家庭，年少时帮家里干些农活，有时也进私塾读点书，但从小志在练武。因身体魁梧，膂力过人，外号“金刚姆”。
同治八年(1869年)，堂兄宋泰生崇尚武术，用厚礼聘来一位永泰县的武师传授武艺，鸿图在堂兄帮助下也得以从师习武。他勤学苦练，武功大进，挥动180斤重的大刀有如雪飘梨花。同治十二年乡试，主考官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王凯泰录取他为亚元(武举第二名)。
光绪二年(1876年)鸿图赴京应试，得中武进士，钦赐一甲第一名进士及第(武状元)，授御前侍卫。
光绪四年，选任广东参将，正准备赴任，突闻母亲病逝，遂回闽奔丧。在家守制期间，乡里痢疾流行，鸿图亦染病不治身亡。
林培基，字发夔，号植斋，闽县(今闽侯县尚干镇)人，祖上世代务农，培基有4个兄弟，他居长，从小跟随父母参加农业劳动，青少年时期已是耕田种地的能手，以勤劳著称。
清同治年间，尚干兴林寺(俗称帝爷寺)设有练武馆，培基虽有心习武，但因家贫交不起学费而无法入馆。不久，武馆教习慧眼识珠，认为他很有培养前途，特许他在劳动之余到武馆为武童烧茶，免费学习武术。培基膂力过人，在武馆中学得一身好武艺，但在乡里绝不逞强好斗。
光绪元年(1875年)，清廷为光绪帝登极庆典特诏举行恩科，培基时年27岁，在参加福建省乡试中被选取第二名武举人。次年，在热心的亲朋戚友资助下，凑集进京会试的川资。他路过山东的时候，病倒在客栈，耽误会试日期，所带的钱也将用尽。幸得山东武举某慷慨仗义，邀他到家中养病并切磋武艺。在山东武举指导下，培基加强对开弓射箭的训练。经过一段时间的共同研习和刻苦锻炼，两人武艺都有很大长进。光绪三年又是会试之年，两人偕同赴京应试，双双高中。林培基得中第二名进士。殿试时，钦赐第一甲第三名(武探花)，授御前侍卫。
光绪十年，培基丁忧在籍。六月间，法国军舰侵入马江，战争爆发迫在眉睫，“省垣贵富，相率迁徙”，但闽省军政大臣秉承清廷意旨，把希望寄托在和谈上，严谕水师“不准先行开炮，违者虽胜亦斩”。面对法国侵略者的战争挑衅，闽江下游两岸军民反侵略热情十分高涨，与马尾港隔江相望的尚干乡民更是磨拳擦掌，誓与侵略者决一死战。在群众反帝斗志的感染下，培基挺身而出，与同乡武举人林锦亨、林锦泰兄弟倡首组织尚干群众，由培基领衔向闽浙总督何璟呈递“万民摺”请战，并提出自备干粮武器参战和制敌之策，但遭到何璟的斥责，并以“乱动则以军法从事”相威胁。于是他们又到马尾向会办福建海疆事宜大臣张佩纶请战，张佩纶虽不拒，但亦不准。后来，屡经请战，才获准“饬在籍二等侍卫林培基选募水师弁勇人夫三百四十一名”。但仍诫以“必让敌炮先开，方可还击，不得轻启战端”。获准招募义勇后，尚干乡“子弟踊跃争先，不旬日间应募者三百名”。由培基率领“驻扎于马江海潮寺右，与水军成犄角”。准备参加反侵略战斗。
七月初三(8月23日)下午1点45分，法舰发起突然袭击，福建水师仓猝拔锚应战，广大官兵临危不惧，顽强战斗，两岸军民奋力助战，但终因战机全失，武器装备悬殊，以致福建水师全军覆没，阵亡官兵近800名，整个战斗仅历时30分钟，“尚干义勇以未获一战为恨”。翌日，培基率尚干义勇受命移屯于鼓岭，七月初十，法国侵略者慑于闽江下游两岸军民反帝斗争的决心和威力，不得不放弃占领福州的企图，全部撤出闽江口。而尚干义勇直到九月间才被“檄令裁撤”。
经马江一战，培基看清清廷的腐败无能，不想仕进，长期休闲在家。
光绪十九年，朝廷一再下诏宣召，他只身进京供职，侍卫慈禧太后，恩宠有加，选授广西郁林协镇、总镇衔。同年病殁于京师任上，诰赠荣禄大夫。身后寡妻幼子，家道寒贫。
林履中，字少谷，闽县青圃乡(今闽侯青口镇青圃村)人，清咸丰二年(1852年)出生。自幼父母双亡，林白水祖父母将其收养，且爱抚备至，视同己出。同治十年(1871年)后考入福州船政后学堂第三期管驾班。同治十三年，他以优等成绩毕业，与同学林森林、陈英等分派到“建威”练习舰上实习。次年又调到大型练习舰“扬威”号上，与早先上船的第一、二期管驾班毕业的同学严复、刘步蟾、萨镇冰、林泰增等一起实习。
光绪元年(1875年)，履中被调到“扬武”练船作远航实习，途经新加坡、小吕宋、槟榔屿等口岸，达日本后返航回国。二年冬，补“伏波”炮舰大副。光绪七年，由李鸿章调往天津，任北洋舰队“威远”练船教练大副。光绪八年夏，履中趁出国前回老家青圃探亲(这是他最后一次回家探亲)，假满复北上天津。不久，奉命赴德国验收清廷新购的“定远”铁甲巡洋舰的鱼雷、炮械，然后到英国高士堡学堂研究驾驶、枪炮、数学、电学等技术。光绪十年夏，由英国回到停泊在德国的“定远”铁舰。次年，他协助刘步蟾驾驶“定远”舰回国，充任该舰大副，并获奖兰翎千总。是年冬，升调副管驾。光绪十三年，升任“扬威”快船管带，荐保花翎守备。光绪十五年，海军衙门成立，履中升署右翼右营参将。光绪十七年，李鸿章到威海视察北洋舰队，奖励办海军有功人员，履中被实授右翼右营参将，加副将衔。
履中办事认真负责，平时虽然“深沉少语”，但“性情和易、蔼然可亲”。在生活作风上，他“勤慎俭朴，能与士卒同艰苦”。因此，深受部属爱戴。
光绪二十年六月二十三日(7月25日)，日本海军在朝鲜牙山口外丰岛海面袭击北洋舰队，挑起中日甲午战争，七月一日(8月1日)中日宣战。
八月十八日(9月17日)，中日海军主力相遇于黄海，日本海军“吉野”、“松岛”等12艘舰艇以双鱼贯阵迎头而来。北洋舰队列两翼阵式而前，“定远”、“镇远”两舰领队在前，各舰依次分列左右。履中率领的“扬威”战舰，是木质包铁的旧式快船，舰龄已达13年以上，属攻防较差的弱舰，排在右翼阵脚的最外侧。
战斗之始，“定远”、“镇远”两艘主力舰冲击在前，将列成单纵队的日舰截断，重创日舰“扶桑”、“比睿”、“赤城”，击毙日舰“赤城”舰长海军少佐坂元八太郎。日舰为摆脱不利阵势，避开“定远”、“镇远”主力舰，主攻北洋舰队右翼的弱舰。中午12时50分，日舰“吉野”、“高千穗”、“秋津洲”、“浪速”4舰高速横越北洋舰队，绕攻北洋舰队“超勇”、“扬威”两弱舰，两舰官兵奋勇抗击，在激战中击毙日舰“秋津洲”永田大尉。日舰仍以优势火力猛攻“超勇”和“扬威”两舰。在这危急时刻，由于北洋舰队列阵的跨度太大，“镇远”、“定远”两主力舰右舷的炮火不能掩护其右翼阵脚诸舰，双方交战不久，“超勇”、“扬威”两舰中弹火起，继之敌弹落入机舱，舱内弹爆火起，舰渐不能支。履中亲督舰员曾宗巩、曾瑞祺等继续开炮轰敌舰。下午1时许，“扬威”舰身渐次沉没，履中决心与舰共沉海底，遂两次命令舰上官兵跳水投向别舰，有65名官兵被鱼雷快艇搭救生还。最后，仍有七八个官兵拥向履中，连推带搡和他一齐跌下大海，但他死命地推离大家，奋力游向沉没的“扬威”兵舰，一头栽进船体破洞里去，壮烈殉国。
清政府嘉其忠烈，“照总兵例议恤，并世袭骑都尉世职”。
陈璧，字玉苍、佩苍、雨苍，晚号苏斋，侯官县(今闽侯县南通镇苏坂村)人。清咸丰二年(1852年)六月十九日生，17岁中秀才。光绪元年(1875年)赴考，以“经文策问冠场”，得中举人。光绪三年进士及第，光绪十四年任内阁中书，光绪十五年简放湖北主考官、光绪十六年补宗人府主事、光绪十八年升礼部铸印司员外郎。
光绪二十一年后，先后任湖广道监察御史，代理陕西道监察御史、刑科给事中、吏部掌印给事中等职。他以言官职便奏请保护华侨、惩处任意敲诈勒索华侨的官吏。他也主张把台湾暂租给西方列强，以避免落入日本之手。光绪二十二年三月，奉命管理街道事务。六月回闽奔丧，见福建船政局造船业不景气，曾三次奏请整顿船政，提出“开自然之利”的改革方案，力主开采侯官县穆源铁矿，利用船政局现有的机械设备进行冶炼，产品供船政局使用，并由船政局铸造洋钱流通市场，以增加财政收入。他还建议利用现有船政局闲置船只，发展客、货运输；利用船厂机器设备优势，兼营民用产品，并奏请朝廷委派大臣整顿厂风。他的主张先后被采纳施行，对促进福建船政局资本主义经营方式的发展起重要作用。光绪二十三年，他主讲凤池书院，增设时务、论策等讲习新内容，使“闽中学风为之一变”。同时，他还创建苍霞精舍，授以英文、算学新课程，是福建创办近代学堂的先声。次年，受命在籍创办地方团练，并赴建宁黎山试开煤矿。
光绪二十五年，陈璧回京销假，调任山西道监察御史。次年，奉旨在京办理团练，力主对义和团运动加以镇压，曾率团勇打死义和团10余名。七月二十日，慈禧太后出逃西安，陈璧留守北京。八国联军侵占北京期间，他主持总理公所，所出告示均列“大清年号”。他还联合在京的33名官员，电请李鸿章回京主持“和局”，因此，得到清政府赏识。
光绪二十七年七月，陈璧升任太仆寺少卿兼顺天府尹，受命会办五城事宜，主持修建东西陵工程。此期间，他重视教育和实业的发展，先后创办京师工艺局、顺天中学堂、金台校士馆及五城中学。在顺天中学堂开设英文、日文、法文等新学科。工艺局是一所半工半读的新型学校，招收少年游民编织景泰蓝、刻字、制作木器、织布等，并教以物理、化学、算学、机械学、绘图学等专业知识，还设有专利权，鼓励学员的创造性和积极性。同年六月，他在工艺局中腾出地方创办农务学堂，聘用日本农业专家教授农、桑、水利、饲养的新方法，另在南苑建立农业科学试验场，还计划在迁安县(今属河北省)试验科学养蚕。光绪二十九年八月，清政府新设商部，陈璧任右侍郎，参与定官制、订商律、兴商会、保侨民以及制订土货等章程。十月，卸顺天府尹任，十二月转商部左侍郎。
光绪三十一年九月，他任户部右侍郎，补授度支部右侍郎，参与开办天津造币厂及大清银行。十一月，奉命到南方各省考察造币厂，先后到开封、武昌、南京、清江浦、广州、福州、安庆等地的铸币厂考察，认为各厂贪污风行，厂务废弛，急需整顿。他揭发福建铜元局马景融贪污集团，全国22个银元局核定留办7局，其他各局责令停止。为杜绝流弊，他制定善后办法，如规定银元成色，限制各厂铸币数额，统一铸模等，为币制统一奠定基础。
光绪三十二年，清政府成立邮传部，作为管理全国邮电、轮船、铁路的重要行政权力机构。次年四月，陈璧升任邮传部尚书兼参预政务大臣。他力行改革，严禁官吏挪用公款，贪污腐败等行为，废除官吏乘火车、运货免价特权，实行存款保密等一系列措施。五月间，他在《整顿币制以维圜法》的奏折里，提出金融改革计划，颁布《币制则例》，规定以银元为本位制。七月，陈璧奏请清政府铺设铁路四大主干线及支线，建议以北京为中心，南由京汉路接粤汉路；北由京张路至库伦、哈克图；东由京奉铁路至绥芬；西从正太路接至伊犁。他还积极争取将列强在中国的路权逐步收归国有。年底，他奏准创立交通银行，作为筹集路政、邮电资金的金融机构。清政府批准在全国试行他提出的印花税法。
光绪三十四年，他根据中比借款合同规定，提前将借款全部还清，收回京汉铁路经营权，改订沪宁路章程，收回用人权。同时，他奏准由邮传部以优惠价收回靠近边境的商办电线。经他努力，“路已成八千里而远，电报所达六万里有奇，邮政则在都会郡城大半设立，航业则长江内海渐次推行，虽发达未敢骤言，规模实已粗具”。他在任内十分重视科学研究，设立交通研究所，奖励学者、科技人员对邮电、水陆交通进行研究、改革。为筹措兴办邮、电、轮、路的大额资金，他提出借外债和内债的主张，他认为借外债必须力杜“债东干涉事权”，“方足取益防损”。按此原则，他先后向英国汇丰银行借款500万英磅，分30年还清。此款除作为还清京汉铁路的借款外，余额充作筹办实业之用。他推行国内第一期公债，总额1000万元，规定年息7厘，12年期，可以自由买卖。他对此颇有信心，曾宣称：“将来各项振兴实业需要，皆可取给于此”。把发行公债作为发展实业筹措资金的主要财源。
陈璧为官清正，他推行兴利除弊的改革措施，触犯一些满洲贵族官僚的利益，遭到激烈反对。光绪三十五年，御史谢远涵劾奏陈璧“滥用私人，糜费公款”等罪名，命大学士那同、孙家鼐查办，复奏：“该尚书才优于德，办事操切，不恤人言”，交部议，革职罢官。
陈璧被罢官后，寓居苏州。宣统三年(1911年)，移居天津。民国元年(1912年)，由津迁沪，翌年移居北京，于西城筑“苏园”寓居，日以“种花莳蔬”自娱。晚年，他不忘乡梓教育，曾写信建议苏坂学堂改革课程，增设学科，使“里中子弟益得向学之途”。还修刊族谱，捐产立义庄赡养本族孤寡。民国11年再由北京迁天津，民国17年3月26日病逝。著有《望岩堂奏稿》。
方伯谦，字益堂，原籍今闽侯县上街镇庄南村人，清咸丰三年(1853年)生。幼时随父迁住福州。同治六年(1867年)考取福建船政后学堂首届驾驶班。同治十年毕业后，先在建威舰实习，随船前往北洋各港口巡弋航行。后授五品衔，派充伏波轮正教习，继任长胜轮大副。光绪元年(1875年)调任扬武练习舰千总，随同船政大臣沈葆桢赴台平定番社乱案有功，升守备。
光绪三年，他与叶祖珪、萨镇冰、严复、刘步蟾5人被选送入英国格林威治海军大学深造。光绪六年毕业回国后，任管轮学堂正教习，授参将衔。光绪十年，任“威远”舰管带，时值中法战争爆发，他率“威远”舰在旅顺驻防、请命于险要处建造威远炮台，并亲自督造。七月，中法马江海战后，驻守高丽马山浦。光绪十一年，调任“济远”舰管带，升游击，赏戴花翎。
光绪十二年，清廷设海军衙门，正式组建北洋舰队。光绪十五年，伯谦升任中军左营副将，兼“济远”舰管带。光绪十七年五月，李鸿章到威海检阅海军，十分赏识伯谦才干，奏准授予“捷勇巴图鲁”称号。
光绪二十年六月间，伯谦奉命率“济远”巡洋舰、“威远”舰和“广乙号”炮舰护送“爱仁”、“飞鲸”两艘运输船前往朝鲜。六月二十三日(7月25日)返航，上午舰艇离开牙山湾在丰岛附近遭日舰“吉野”号(主力舰)、“浪速”号等3舰截击，“广乙号”因船小火力弱，被击重伤，退出火线。“济远”号被3舰围攻，“济远”发炮击中日“吉野”号舰首，折其前桅桁索，又击中其右舷，“济远”舰亦“受炮甚多”，苦战近4小时，舰上官兵伤亡惨重，舰的前炮和左右舷大炮均被摧毁，只剩后炮可用。此时，方伯谦下令悬挂白旗“示降”，但仍令济远“疾驶不小停”，当“吉野”舰追到“迨隔3000余码时，方管带发令，将船前转，看真瞄准，猝发后炮一发，中其望台下，再发中其船头，又发中其船身，船便倾侧转舵而去。“济远”因舵机受损，转动不灵，“遂驶回”。牙山(丰岛)海战后，海军提督丁汝昌曾派人拷问济远管旗头目，查询有关方伯谦指挥作战情形，“久不诬服，事乃不了了之”，七月初一(8月1日)中日正式宣战。在牙山(丰岛)海战之后54天，即八月十八日(9月17日)中日海军舰队在黄海海域决战，史称“黄海海战”。
在黄海海战中，激战3个多小时后，“济远”号“阵亡7人，伤处甚多，船头裂漏水，炮不能施放，驶回修理。”(据旅顺船坞总办龚照玙效(十九日)卯(05：00-07：00)急电所报)。清廷对此未加详察和审讯，仅凭李鸿章奏报，即传旨以“临阵退缩”着令处死。伯谦于八月廿三日被夺官拘禁，廿四日被下令正法，在不待审讯、不容他辩难情况下，于廿五日天未明即被行刑。其后史学界多以官方资料为依据定论。1991年9月，全国数十名有关专家、学者在福州举行“甲午海战中方伯谦问题研讨会”，认为凭他对北洋海军的建树和在两次海战中英勇善战的表现，当属爱国将领，其冤应予昭雪。
林振光，别名鼎鼎，今闽侯县上街镇人。生于清咸丰三年(1853年)。年少时学过武功，后因父母双亡，兄弟早逝，家境日渐贫寒，遂进福州城光禄坊学习厨工。学成后就在光禄坊刘家大宅为家厨。
据传，一天，他把刘家吃不完的精肉放在锅里卤，因事离开灶台稍久，及返，见一锅卤肉全煮烂了，肉块已不成形。他发了一会儿愁，决定索性将卤汁煮干，看看这些卤精肉能变成什么东西。他手执铁勺，在锅里又捣又翻，渐渐地，一锅金黄的、松散如绒毛状的东西呈现在他眼前，他撮了一点放进嘴里，意外地发现这东西这样香酥可口。此后，他在厨事之余，不断地试制，终于让后来称为“肉松”的东西定型下来。这一美味不胫而走，甚至传入京城皇家。于是他干脆辞去家厨之职，在刘家大宅附近的早题巷办了一家肉松作坊，开设肉松商店。福州盐运使刘步溪为其店题匾：鼎日有肉松庄。名声越来越大，生意也更加兴隆。
林振光至40岁始娶妻丘氏。林于民国8年(1919年)去世。肉松庄由其妻继续经营。林振光有四子，皆承父业。但制作肉松的绝技却只在其长子其昌这一脉上传承下来。其昌以“古鼎”为注册商标的肉松远销至香港、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等地。
张元奇，字贞午，侯官(今闽侯县上街镇厚美村)人。清咸丰八年(1858年)生，光绪十一年(1885年)进士，历任翰林院编修、监察御史、湖南省岳州知府，以弹劾权臣载振而出名。民国元年(1912年)4～5月任北京政府内务部次长，11月至次年11月任福建民政长。民国3年5月，任政事堂铨叙局局长，9月任奉天巡按使。民国4年9月署内务部次长，兼参政院参政。民国5年2月任肃政厅肃政使。民国9年5月，任经济调查局总裁。
元奇晚年罢官回乡，曾被推为福州鳌峰书院院长。他爱好诗文词赋，晚年常与省垣名士相唱和。著有《远东集》、《兰台集》、《知稼轩》等，民国11年病逝。
林克庶，又名宜熙、振煦，今闽侯县甘蔗镇青岐村人，生于清咸丰九年(1859年)，卒于民国25年(1936年)农历三月初九，时人称为疡科先生。
林克庶童年在省垣私塾读书，专心研习历代医家名著，后以设斋执教为生，兼事中医疡科，为人忠厚爽直，热心乡间民事，性嗜酒，一生遭际坎坷，家景清寒。
林克庶治学严谨，医术高明，临床经验丰富，辨证施治准确，用药处方奇妙。长江村民程某，脚部患“阴桶症”(中医称之“寒性痈疡症”)，四处求医无效，请克庶诊治，克庶要病家杀鸡烹调一碗福州旧时名菜“灴糟鸡”，并要病人同桌共餐。程某望鸡生畏，举箸踟蹰，告曰：“诸大夫均再三告诫，饮食尤忌鸡、羊。”克庶笑曰：“鸡性温补，但食无妨”。果然仅食3只鸡，服3剂汤药，病症即愈。林克庶为山前村民张某开一剂治痈药方。附子用量达4两，药铺人见方惊异，病人服之，其症即愈。
誉满榕城的萧治安先生，仰慕克庶之名，登门求教，并聘至家中，教其两子读书，并授中医疡科之技。故萧治安在世时，他的招牌上书写：“林克庶传萧治安外科”字样。后朱飞汤又将克庶请到南台家中，教其子朱坤牛读书兼学中医疡科，林精心教诲，历时七载，使朱坤牛荣获“十不全疡医”雅号。
林克庶曾著有医书和留有处方稿本，惜均毁于“文化大革命”时期。
刘冠雄，字子英，又字资颖，清咸丰十一年(1861年)四月二十九日出生于闽县(今闽侯县青口镇前洋村)。光绪元年(1875年)考入福建船政后学堂学习驾驶。光绪五年毕业，派在“扬武”号练船见习。翌年，见习结束后复入校学习高等课程，以备出国留学。光绪九年调补“扬威”快船帮带。光绪十一年秋，调充“定远”铁甲舰总大副。光绪十二年，派赴英国格林威治海军大学深造，光绪十六年学成回国，任“靖远”舰帮带，升千总、赏戴蓝翎。光绪十七年，实授海军中营都司。不久，又授以花翎副将衔。
光绪二十年八月十八日(9月17日)，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北洋舰队与日本舰队在黄海海面激战。在战斗中，北洋舰队因旗舰“定远”号帅旗桅杆及信号装置被敌舰击毁而失去指挥，被日舰分隔，只得各自为战。“靖远”舰因受重伤三次起火，被迫退到大东沟西南大鹿岛附近抢修，下午5时许修毕归队。这时，刘冠雄见北洋舰队群龙无首，将被敌舰各个击破，即向管带叶祖珪建议权代旗舰，升旗指挥各舰改变阵势，“绕敌舰而纵击之”。日舰见北洋舰队乱而复整，又怕遭鱼雷艇暗袭，遂退出战场。北洋舰队得以“从容收队归旅顺”。
光绪二十一年，北洋舰队被日军围困在威海卫军港，全军覆没，海军官兵被查办罢遣。光绪二十二年重建海军，刘冠雄复职。光绪二十四年“康梁变法”失败后，康有为南逃香港，慈禧太后命刘冠雄率舰追捕，冠雄“托以添装煤粮延6小时始行”，以“追之不及”复命。清廷认为他有意放走康有为，被捕入狱，后因查无实据，获释。
光绪二十五年，叶祖珪受命统领北洋海军，委刘冠雄为“海天”舰管带。此时，意大利派6艘战舰来华索取三都澳为租界，并发出最后通牒，清廷惊恐万状。刘冠雄向叶祖珪献策说：“意舰远涉重洋，主客易势，劳逸悬殊，我军有海天、海圻、海容、海筹、海琛等主力舰，尚可一战，决不屈服”。叶祖珪深表赞同，向朝廷建议将意大利通牒退还。意舰见清军有备，不敢轻举妄动，遂罢前议。
光绪二十六年，八国联军侵华，刘冠雄率舰南下上海，参加“东南互保”，得到时任山东巡抚袁世凯的赞许。光绪三十年三月，他率“海天”舰南航，遇大雾，在吴淞口海面触礁报废，奉旨革职。刘冠雄被罢职后投靠袁世凯，曾任德州机器厂总办等职。光绪三十四年，清廷奖叙他为工科举人。
宣统元年(1909年)五月，刘冠雄受命统领江防舰队，十一月，任海军部军制司驾驶科科长。辛亥革命爆发后，刘冠雄随海军起义。
民国元年(1912年)，任南京临时政府海军部顾问，3月袁世凯任命刘冠雄为海军总长，6月兼代交通总长，10月给予二等嘉禾章，11月授予海军上将。民国2年1月兼署教育总长。
刘冠雄任海军总长后，提拔闽籍海军将领担任海军要职，并积极配合袁世凯镇压南方革命党人。民国5年7月，革命党人发动二次革命，江苏、江西、安徽、上海等地相继宣布独立。刘冠雄率舰队南下上海，会同李厚基率领的北洋陆军第七旅进攻吴淞炮台，掩护北洋军队从九洞登陆。北洋军队攻占上海后，刘冠雄兼任南洋巡阅使，率北洋舰队协同北洋陆军进攻南京。二次革命失败后，他以战功获袁世凯晋勋二位，授一等嘉禾章。同年11月，刘冠雄率李厚基部到达福州，解散国民党人许崇智部的第十四师，并彻底清除湘军在闽势力。他把福建军队编为中央陆军第十一混成旅，以王麟为旅长，划归李厚基指挥，并把福州船政局收归海军部管辖，任命郑清濂为船政局局长。12月5日，他兼任福建都督。30日请裁福建都督缺，离任北上，保荐李厚基为福州镇守使。
民国3年7月，他荐李厚基为福建护军使，督理福建军务。民国4年2月，他续任陆征祥内阁的海军总长。12月5日，上海革命党人发动“肇和”舰官兵起义，刘冠雄将舰长黄鸣球捉拿收监，给海军总司令李鼎新以革职留用处分，致使部分下属对他离心离德。12月13日袁世凯称帝，23日刘冠雄被册封为二等公。民国5年3月，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徐世昌、段祺瑞相继组阁，刘冠雄仍任海军总长。同年6月6日，袁世凯病死，黎元洪就任大总统。9日，孙中山发表规复《临时约法》宣言。被革职的海军将领李鼎新联合北洋第一舰队司令林葆怿、练习舰队司令曾兆麟，于25日宣布海军独立，响应孙中山宣言，加入南京护国军。6月29日，北京政府被迫发表声明，表示遵守临时约法，召开国会。刘冠雄于30日辞去海军总长职务。
民国6年7月15日，国务总理段祺瑞任命刘冠雄为海军总长。他重新建立起闽系海军班子。12月，他在福州船政局内设“福州海军飞潜学校”。民国7年1月，在福州船政局内成立飞机制造工程处，着手制造水上飞机。
民国8年1月，刘冠雄任钱能训内阁海军总长，9月任靳云鹏内阁海军总长。12月3日，被免去海军总长职务。民国10年6月，调任福建查勘烟禁大员。翌年11月，北京政府任命刘冠雄为福建镇抚使，因福州人民抵制而未上任。
民国12年4月，北京政府改任他为闽粤海疆防御使。10月，总统曹锟授他为熙威上将军，11月，他辞去闽粤海疆防御使。此后定居天津。民国16年6月24日，因患肠出血病逝。
林森，原名天波，字长仁，号子超。晚年自号青芝老人，别署百洞山人、虎洞老樵、啸余庐主人。清同治七年正月十八日(1868年2月11日)出生于今闽侯县祥谦镇凤港村。光绪三年(1877年)入教会办的培元学校读书，光绪七年进鹤岭英华书院，光绪九年考取台湾中西学堂电科，光绪十二年毕业后到台北电报局工作。光绪十七年，与邻村郑氏女结婚，婚后3天即赴台湾。光绪十九年郑氏病故，林森誓不再娶，无子嗣。
光绪二十一年，台湾被割让给日本，林森参加义军抗日，失败后返回福州，入母校英华书院任教。光绪二十四年，他再度赴台湾，正式加入兴中会，并考取台南地方法院嘉义支部通译。他联络岛上爱国志士，进行反清抗日活动，因日本当局侦捕，于翌年返回福州。
光绪二十八年，他考入上海海关工作。次年春，与林述庆等发起组织旅沪福建学生会，林森任会长。光绪三十一年，中国同盟会成立，林森率全体会员加入，并在福州设立分会，创办福州阅报社。
宣统元年(1909年)，林森由上海调往江西九江海关工作，他设立浔阳阅书报社宣传革命，还着手创办商团，举办军事训练班，进行联络新军的工作，为武装反清作准备。
宣统三年八月十九日(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为响应武昌起义，林森与驻九江的新军五十三标标统马毓宝举行秘密谈判，劝其参加革命军，马氏见清廷大势已去，遂决定于九月初二(10月23日)夜10时鸣炮起义。九江兵不血刃，宣告光复，公推马毓宝为九江都督，林森为民政部长，通电全国。这时，清军反扑，汉口失守。林森亲率敢死队及粮、钱、枪枝弹药增援武昌，又回九江与吴铁城、李烈钧等革命党人策动长江海军舰队举义，继而主持军事会议，分兵增援武汉、安庆，派员驰赴镇江，支援新军第九镇第十八协营官林述庆起义。九月十七日(11月7日)镇江光复，进而攻取南京。在稳定辛亥革命大局中，林森功勋卓著，孙中山赞扬说：“武昌首义，九江最早响应，鼎力支援，使革命得以顺利发展，如此之功，吾人佩甚!”同年年底，他代表江西参加沪宁会议，制定《临时政府组织大纲》，推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民国元年(1912年)1月28日，临时参议院在南京成立，林森被选为议长，他亲自主持制订《临时约法》，极力拥护孙中山的各项主张。4月28、29日，林森以议长身份删除袁世凯有损国格的致词，并制止袁氏佩剑至参议院。不久，临时参议院迁往北京，林森辞去议长职务，回福建组织国民党福建支部。
民国2年4月，林森出席在北京召开的第一届国会，被选为参议院全院委员长。7月，孙中山领导的二次革命爆发，林森在北京召开两院部分同志秘密会议，决定一部分国民党议员离京南下，其余在林森领导下继续留在国会进行反袁斗争。6月间，国民党理事长宋教仁被袁暗杀。林森主持追悼会，并通过国会严令追查凶手。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东渡日本，袁被选为正式总统。11月，袁下令解散国民党，国会随之停止活动，林森于12月赴日。
民国3年初，林森在东京加入中华革命党，随即离开日本前往美洲，开展筹饷及党务活动。后赴旧金山任国民党美洲总支部副支部长。不久，奉命设立筹饷局，任委员长。7月，美洲讨袁筹饷局改称民国维持会，推林森为会长。同年冬，林森当选为国民党美洲总支部正支部长。民国4年7月，总支部在旧金山召开全美各埠国民党恳亲会，在他主持下，这次大会成为海外华侨联络感情、扩大革命影响的盛会。时值国内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武装斗争蜂起之时，林森在美洲组织华侨敢死队，派遣他们回国参加反袁斗争。林森担任国民党旧金山总支部长三年，成绩显著，特别是先后募集一百多万日元交给孙中山，被孙中山誉为“领袖支部。”
民国5年6月，袁世凯病死，黎元洪继任总统，恢复国会。7月，林森离美返国，赴北京参加复开的国会。9月，林森与张继等组织宪政商榷会，任议事科正主任。年底，商榷会中激进派组成的丙辰俱乐部与韬园俱乐部合组为民友社。
民国6年6月，黎元洪解散国会。7月，孙中山南下广州护法，林森和一部分议员响应孙中山号召，聚集广州。8月，在广州举行非常国会，选孙中山为护法军政府大元帅，林森任大元帅府外交部长，并赴新加坡等地募集经费。民国7年5月，西南军阀排挤孙中山，改组军政府。孙被迫离粤赴沪，林森是拥护孙中山的少数议员之一。10月，非常国会选举他为参议院院长，并兼宪法会议议长。民国8年，林森主持重修黄花岗烈士墓，编纂《黄花碧血集》。
民国9年春，桂系军阀停发国会维持费，广州非常国会无法开会，林森等议员离粤赴沪。11月，援闽粤军回粤，驱走桂系军阀，孙中山及国会议员相继回到广州。民国10年1月，非常国会复会，推林森为议长。5月5日，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林森代表国会向孙中山授印并致词。10月，孙中山启程前往桂林筹备北伐，林森留守广州，代行大总统职权。
陈炯明叛变后，孙中山领导的第二次护法斗争遭到失败，林森回到福州。民国11年11月，林森经孙中山推荐，出任福建省长。此时，北京政府则委萨镇冰为福建省长，福建总司令王永泉等策动“倒林拥萨”，林森于民国12年2月辞职，退隐青芝寺。
同年2月，孙中山重回广州，被推为海陆军大元帅，林森被召回大本营任建设部长兼治河督办。
孙中山几经挫折，在困境中接受中共和共产国际的帮助，决定实行国共合作。10月，在广州召开中国国民党改组特别会议，组成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筹备改组国民党事宜。林森是该委员会九人成员之一。民国13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林森是大会主席团五人成员之一，在这次大会上，他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后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海外部部长。
民国14年3月，孙中山病逝，林森赴北京主持祭葬事，负责踏勘南京陵地及总监修工作。7月，广州国民政府成立，林森被选为常委。8月20日，廖仲恺被刺，林森通电要求缉拿凶手，组织特别法庭审理，他被指定为特庭首席检委。9月18日，他代表国民政府率国民外交代表团赴北京与段祺瑞政府继续谈判召开国民会议事宜。11月，在邹鲁、谢持的纠集下，林森等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召开所谓“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史称西山会议)，林森是这次会议的重要人物之一。他多次担任会议主席，并被推举为西山会议派的中央常委兼海外部长。次年元旦，国民党“二中全会”召开，通过《弹劾西山会议决议案》，邹、谢被开除党籍，林森等受警告处分。不久，林森赴南京主持中山陵建设。
民国16年4～7月，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9月，宁、汉、沪三方合流，在南京成立特别委员会，林森是委员之一。次年1月，林森被推为国民政府常务委员，9月，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委员，10月，就任国民政府立法院副院长。民国18年1月，国民政府特任林森为侨务委员会委员长，3月，在国民党三中全会上被选为监察委员。
民国20年2月，林森赴菲、澳、美、英、德、法诸国慰问侨胞并视察党务。3月，他还在国外，国民党中央常委会选他为立法院院长。4月，国民党中央4名监委通电弹劾蒋介石，林森虽在国外，也列名其中。
民国20年12月，蒋介石下野，林森被推为国民政府代理主席。国民党召开四届一中全会，选举林森为国民政府主席，并确定主席为国家元首，不负实际政治责任。林森于次年元旦就职。此后，国民政府虽多次改组，林森一直担任国府主席至其病逝。
“一·二八”事变后，国民政府迁都洛阳，林森主持召开国难会议，强烈抗议日本承认伪“满洲国”。在民国24年11月召开的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林森被推选为常务监察委员。西安事变发生时，林森代理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明确表示“讨伐令不可下”，力主和平解决，且认为“张学良部队是爱国的”。事变和平解决后，他于翌年1月4日、2月18日，以主席名义连下赦免令、复权令，但蒋介石拒不执行，仍长期幽禁张学良。
民国26年7月，日本侵略者制造芦沟桥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林森号召“全民奋起，全力抵抗”。10月，国民党政府西迁重庆，林森只身入蜀。不久，北平、南京相继成立伪政权，林森发表严正声明，并明令通缉汉奸头目。次年3月，林森赴武汉主持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抗战救国纲领》。7月，国民参政会召开，林森致词，并手书“抗战必胜”来激励全国军民。民国27年12月，汪精卫叛逃投敌，林森以中监委常委身份力主开除其党籍，并明令通缉。
民国30年12月9日，林森以国家主席名义，向德、日、意三国宣战。此后，他致力于废除美、英不平等条约。民国32年1月，中美、中英新约签字，林森不胜欣喜，特邀宋庆龄、于右任等元老合影留念。
民国32年5月，林森在接见加拿大大使前，因车祸头部受伤，造成脑溢血症，8月1日逝世。国民政府为林森举行隆重国葬，并改闽侯县为林森县。中共中央发来唁电：“林公领导抗战，功在国家”。重庆《新华日报》也发表题为《为元首逝世致哀》的社论。
林森关心家乡建设，特别重视教育，先后4次为家乡尚干、禄家、凤港捐资兴学。晚年，曾预立遗嘱，将俸银50万元存款作为考取留学欧美研习自然科学的学生奖学基金，并手订办法24条；另将所余遗产捐作“尚干职业学校”基金。
对于林森一生功过，1979年中共中央作了新的评价，认为他是“著名的老一辈民主革命家”，“为中国人民做了许多好事，中国共产党是不会忘记的，人民要纪念他”。
陈景韶，名福铄，字传中，号虞孙，侯官县(今闽侯县竹岐乡元格村)人。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进士，授江苏丹徒知县，旋调丹阳知县。光绪二十六年后，迁任江西南道上海村木捐局、吴淞沙钓船捐局总办。宣统元年(1909年)升任福建兴化知府(未赴任)。辛亥革命后回福州化民营定居，潜心研究明史。著有《明史随笔》、《吴中草情》，均已失传；所修《元格陈氏族谱》传世。
陈景韶乐善好施，热衷于建造桥梁。光绪十八年(1892年)中举后，他带头捐资在大目溪的石北溪上建造1座木质亭桥，称“远济桥”。此桥地处侯官县出境古道西路要冲，是通往闽北四府的必经之路。旧时无桥，往来行旅必须赤足涉溪，每遇山洪，多有危险。该桥建成，为方便西路交通，保证行旅安全作出贡献。此桥由于造形结构独特，历百年犹存，现已列为县文物保护单位。
此外，他先后还捐资修建白沙汶溪桥和福州南台石桥。民国11年(1922年)病逝。
林白水，名獬，又名万里，字少泉，号宣樊，又号退室学者、白话道人。清同治十二年农历十一月廿九日(1873年元月)生于闽县青圃乡(今闽侯县青口镇青圃村)。光绪十三年(1887年)，随表兄弟黄翼云、黄展云就读于福州仓前山黄氏家塾。光绪十六年，拜读于名士高啸桐门下，接受高的维新思想和广博知识。
光绪十九年十一月赴杭州任林长民家庭教师。光绪二十二年，他与高啸桐、高而谦、高凤谦等人应杭州知府林启的邀请，在杭州创办新学。他先是整顿东城讲舍，接着创立求是书院、蚕学馆、养正书院，通过这些院、馆传播新学，团结孙翼中、许寿裳、马叙伦等一大批思想进步的知识青年。后因孙翼中发表反满文章《罪辫文》，他受牵连，遂于光绪二十四年秋后，返回福州。次年春与方声涛、郑权、黄翼云、黄展云等创办福建第一所新学——福州蒙学堂，课程以汉学为主、兼习西学，并增设时务课，以灌输革命的维新思想。白水执教特班的汉学兼策论课，并不时进行时局演讲。在他的影响下，学生中组织秘密团体“励志社”，其主要成员有后来参加黄花岗起义和辛亥革命的陈与燊、陈更新、陈可钧、严骥等。在这期间，他还在家乡青圃村办起鳌峰学堂，教务由其胞妹林宗素及林履中之子继勋、继善分别承担。
光绪二十七年五月，林白水出任《杭州白话报》主笔，他发表文章鼓吹新政，提倡社会改革、禁止鸦片、破除迷信及鼓吹妇女放足等，在当地影响很大，报纸发行量由2000份增至5000份，刊物也由月刊改为旬刊再改为日报。年底，林白水回到青圃与陈氏女结婚。婚后10天携胞妹宗素返回杭州。
光绪二十八年四月，白水应蔡元培、章炳麟邀请，到上海参与成立“中国教育会”，被推为干事，开始以“教育为阵地鼓吹革命”的新文化宣传活动。在他与宗素等人的努力下，中国教育会创办爱国女校和爱国学社，公开呼吁以“共和教育”对抗封建奴化教育。
光绪二十九年，林白水东渡日本留学，参加中国留日学生的爱国拒俄义勇军(后改称学生军)，任丙区二分队队长，后又加入革命团体“军国民教育会”。这年夏天，他受“军国民教育会”派遣，回上海进行宣传鼓动工作。十月廿七日(12月15日)，与蔡元培合办《俄事警闻》(后改版为《警钟日报》)。十一月初一(12月19日)，他主办《中国白话报》，在两家报纸上，林白水发表一系列激进的反满反帝的文章，有些文章开始接受某些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立场观点。如他在《俄事警闻》的《告小工》的社论中，号召工人们联合起来做国家的主人翁，甚至鼓动推翻帝制，他写道：“皇帝的权力本来是我们给他的，倘若他一旦弄了弊，我们便撵他去，把一切权收回来，再换一个公公正正的人办事”。又说：“天下是我们百姓的天下，那些事体，全是我们百姓的事体。”“我们可以利用民心，颠覆满族，推翻政府，以直达于建国之途径”。由于读者的拥护，《中国白话报》很快由半月刊改为旬刊，发行量由数百份激增至逾千份。光绪三十年八月廿九日(10月8日)白水因忙于筹备暗杀清廷官吏工作，《中国白话报》停刊。同年十月，正是慈禧太后七十寿诞，宫廷上下挥金如土，林白水愤于这个祸国殃民的女统治者，在《警钟日报》上发表一副尖刻的对联：
“今日幸西苑，明日幸颐和，何日再幸圆明园?四百兆骨髓全枯，只剩一人何有幸!”
“五十失琉球，六十失台海，七十又失东三省，五万里版图弥蹙，每逢万寿必无疆!”
光绪三十年十月十三日(11月19日)，林白水和革命志士万福华等在上海英租界四马路金谷香洋菜馆谋杀勾结法、俄帝国主义势力的前广西巡抚王之春，未果。同月下旬，他与蔡元培以暗杀团为基础，扩大建立光复会。
光绪三十一年元宵节后，白水回到福州，首用万里名字参加福州“校士馆”联考。五、六月间他自费留学东渡日本，进入早稻田大学攻读法政，兼修新闻，成为中国留学外国进修新闻学的第一人。六月廿八日(7月30日)，白水以光复会东京成员身份出席东京赤坂区中国同盟会的筹备会，会上结识孙中山。会后孙手书“博爱”横幅赠白水。七月廿日(8月20日)，林白水出席同盟会成立大会。不久，日本文部省突然颁布《取缔清国留日学生规则》，白水与一部分留日学生愤然退学，是年冬回到福州。
光绪三十二年，白水之妻陈氏病逝。翌年初，他到上海着手撰写《中国民约精义》一书，为了支援南京同盟会举事，他将该书稿费1000银圆全部献出。同年秋，白水续弦陈钰，旋即东渡日本，再入早稻田大学复学。光绪三十四年开始翻译《自助论》，至第二年译成。宣统二年(1910年)，白水从早稻田大学毕业，携妻陈钰回到上海。
民国元年(1912年)福州光复后，白水回闽任福建都督府政务院法制局局长和共和党福建支部长。其间，参与驱逐省政务院院长彭寿松活动。民国2年3月，他被选为国会众议院议员，4月到京赴任。民国3年1月10日，袁世凯解散国会，另组一个“政治会议”，林白水为“政治会议”议员，先后被受聘为总统府秘书和直隶督军府的秘书长。仲春，他以福建军务善后帮办的身份回闽，用计让李厚基释放革命党人郑祖荫、黄展云等10余人。民国4年，袁世凯阴谋称帝，林白水在刘师培、薛大可、梁鸿志的怂恿下也撰表劝进，成了帝制派。10月，袁世凯任命他为参政院参政。11月，授中大夫加上大夫衔。民国5年6月，袁病死，8月1日，白水辞去议员等职务，离开政坛。9月1日他与安福系的徐树铮合办的《公言报》创刊，自任主笔，这时的《公言报》虽是安福系的言论机关报，但林白水仍以抨击时弊为己任，如在《青山漫漫七闽路》一文中，揭露原福建交通总长、福建巡按使许世英贪赃舞弊、任用私人的老底，把许世英省长的桂冠给吹掉了。
民国8年2月，白水在上海创办《平和日刊》，以配合北京政府进行的南北和平会议。随着谈判破裂，5月间宣告停刊，他重返北京。
民国10年初，林白水与《公言报》一刀两断。不久，在旅居新加坡的胞妹林宗素资助下，独立创办《新社会报》。他郑重宣告，《新社会报》要“树改造报业之风声，作革新社会之前马”。报纸大力报道劳动人民的生活和疾苦，抨击政府和社会的颓政败风。北京各界对《新社会报》赞誉鹊起。
民国11年2月10日，《新社会报》因披露军阀吴佩孚搬运飞机炸弹备战和盐余公债的内幕，被北京警察厅勒令停刊3个月，林白水被捕下狱。出狱后于5月1日复刊，并把《新社会报》改称《社会日报》。翌年7月，林白水因多次撰文揭露曹锟贿选总统以及议员受贿投票等丑闻，《社会日报》又被北洋军阀政府封闭，林白水被拘禁3个多月。
林白水经过多年观察，对中国政局与军阀关系有更加深刻的认识。他在复刊后的《社会日报》上连续撰文抨击军阀，揭露反动军阀勾结帝国主义，以“讨赤”为名，行向人民反攻倒算之实。他说：“时至今日，若犹以讨赤为言，兵连祸结，则赤党之洪水猛兽未见，而不赤之洪水猛兽先来”。他早已意识到抨击时政有“招祸之嫌”，仍义无反顾地公开发表己见。他正气凛然地说：“世间还有公道，读报的还能辨别黑白是非，我就是因文字贾祸，也很值得。”
奉系军阀张宗昌统治北京后，疯狂镇压爱国运动，严密钳制新闻舆论。先是枪杀《京报》主笔邵飘萍，接着把刺刀指向《社会日报》的林白水，林白水在刀剑临头时仍冒死抗争。民国15年5、6月间，白水连续发表《敬告奉直当局》、《欢迎吴、张者注意》、《欢迎与哭迎》等揭露当局的文章。8月5日《官僚之运气》一文发表，白水在文中揭露张宗昌和他的赌友、一心想当财政总长的潘复互相勾结、狼狈为奸的丑闻，讽喻他们之间的关系如“肾囊之于睾丸”。张宗昌恼羞成怒，于翌日凌晨逮捕林白水，诬以“通敌”罪枪杀于天桥。
林白水生前有金石癖，收罗的砚石颇多，最珍贵的一方叫“生春红”。他生平考证金石的文章都刊载在《生春红》诗刊中。林白水还练就一手好书法。遗著有《生春红室金石述记》、《自助论》、《中国民约精义》等。民国17年，北京市文化界为他和邵飘萍举行盛大追悼会。1985年8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追认他为革命烈士。
周子和，字永宽，号郇山道者，侯官县(今闽侯县南屿镇芝田村)人。从小喜爱武术，初拜永泰县南派少林高手李昭北为师。后又得蒲岭名师指点，练就铁沙掌和一指功。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日本琉球学生上地完文(又作上地完翁)为避兵役，来榕拜周子和为师，学拳练武13年，同时还学习伤科草药，后以卖草药为生，娶福州一女为妻，生有一女。
宣统二年(1910年)，上地完文回到日本冲绳，把所学拳术广为流传。年深月久，渐发展为今流行于冲绳岛一带的上地流空手道(拳术)。此后上地流空手道传于美、加、菲、法、英、澳和香港等十几个国家和地区，还设立拳术支部。
周子和擅长的拳种很多，其中以虎形拳为最。此拳是子和独创的，上地流空手道即源于子和的虎形拳。此拳现已成为中国一个拳种，子和也成为南派虎拳的一代宗师。1984年3月30日，日本冲绳上地流空手道协会长上地完英和北美洲上地流空手道协会周志玛存会长率领的26人的代表团来南屿寻根访祖，确认周子和是他们空手道的始祖。
子和能诗、善书法。至今，他故居墙上还残留着“郇山道观”巨幅大楷和诗词。目前尚保留的福州中亭街“未见斋”笔墨店和仓前街“及时图”钟表店的牌额题字，都是周的笔迹。
子和逝于民国15年(1926年)5月27日。
徐衍清，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生于今闽侯县南通镇古城村。少时在村里放牛，13岁由其兄介绍到古田县水口镇长利伞店当学徒。五年后，技艺大进，留厂任技术工。
民国8年(1919年)，徐衍清携眷到闽清县城，盘接当地瑞得顺伞店，更换牌号开设徐宝升伞店。在生产中他重视产品质量管理，从原料选择到生产各环节严格把关，出产的金钟牌雨伞经受住考验，赢得信誉，业务不断扩大，厂内工人由10多人增至50余人。民国15年，产品被选送美国费城国际博览会参展，获一等奖。民国20年，新加坡“明兴汇兑庄”老板王钟元和华侨聂大昌多次向徐宝升伞店订购大批雨伞，投放东南亚市场，受到国外华侨热烈欢迎，从而打开国外市场。1953年，在全国雨伞质量评比中又获甲等奖。
徐衍清精于技艺，勤于事业，生活俭朴。他和家庭人员长期与工人吃住在一起，同甘共苦，一起劳动，受到广大职工的敬重。1954年病故。
林宗素，女，原名易，闽县(今闽侯县青口镇青圃村)人。幼年时得母亲黄玉芝良好的启蒙教育，在胞兄林白水的新文化思想的熏陶启迪下，从小接受维新思想，决心走向社会。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林白水在家乡创办鳌峰学堂，林宗素参与主持校务工作。光绪二十八年初，她随其兄林白水赴杭州，寓居于求是书院，协助其兄创办《杭州白话报》。四月，应蔡元培、章太炎邀请，她随兄嫂一起到了上海，在各界人士大力支持下，于十一月间在登贤里兴办1所“爱国女校”，并担任该校教员。不久，上海南洋公学发生学生退学风潮，蔡元培等人为了声援退学的学生，创立爱国学社，她与白水又兼任学社教员。
光绪二十九年二月，林宗素东渡日本。三月，沙俄拒不从我国东北撤兵，激起全国人民愤慨，留日爱国学生组织义勇队，林宗素与胡彬夏等20位女留学生积极响应，组织“共爱会”并签名加入“赤十字会”，以便他日随军看护伤员。“女生赤十字会”于是年五月初三“开习”。
同年十一月，她回到上海，在林白水创办的《中国白话报》担任编辑主任，兼任《俄事警闻》、《警钟日报》的编务。她能文善写，此时已成为上海报界著名的女记者、女编辑，是封建末期觉醒较早的女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之一。她经常活跃于爱国女校，积极鼓励和支持女学生们参加各项爱国活动，她还参与福建同乡郑素伊、陈婉衍、童同雪三人创办的“宗孟女校”定期演讲会、纪念会和他们组织的“拒俄同志女会”的爱国活动。
光绪三十一年三月，林宗素又东渡日本，进入东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同年秋，革命党人黄兴在日本横滨设立制造弹药机关，林宗素与秋瑾、方君瑛等女志士积极参加，被誉为“苏菲亚式女杰”。十二月十六日(1906年1月10日)，林宗素在东京加入中国同盟会。不久，日本文部省颁布《取缔清国留日学生规则》，限制中国留日学生的革命活动。这一做法遭到东京八千余名中国留学生罢课抗议，林宗素愤而退学回到福州。光绪三十二年元宵节，林宗素与汤忠(上海人)借仓前山中湖黄府(宗素母舅宅院)举行婚礼，婚后同赴上海。
辛亥革命后，一部分同盟会会员在上海组成“中国社会党”，林宗素成为该党主要成员，她极力主张女子参政，在社会党内部成立“女子参政同志会”并被推为会长。此后，她还组织“女子参政研究会”，在宗孟女校中增设“法政女学”的课程，她极力提倡改良女子教育，参与结社等政治活动。由于中国长期封建思想影响，未能取得社会舆论广泛支持，连革命党内部的多数人也不赞成女子参政。因此，当时女权斗争是在极其艰苦的社会环境中进行的。林宗素深知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历来是主张男女平等的，为求得孙的支持，她于民国元年(1912年)1月5日，专程由上海奔赴南京，代表“女子参政同志会”拜会孙中山，恳切地阐述女子参政的迫切要求，取得孙中山的认可与赞同，他们之间的谈话内容，曾先后披露于上海《民主报》、《申报》上。
但是，在3月11日南京临时参议院颁布的《临时约法》中，却只字未提到男女平等问题。为此，林宗素与唐群英等20余名代表五次上书临时参议院，但均无结果，以致激起她们发生三次大闹参议院事件。4月1日，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不久，参议院北迁。4月8日，她们在南京成立全国“女子参政同盟会”推举唐群英、张汉英为正副会长。4月24日，林宗素与唐群英、吴木兰等到上海举行秋瑾烈士追悼大会，她在会上提倡以秋瑾为榜样，鼓励妇女们为国家振兴、为取得男女平等权利而战斗。此后，她又在上海成立“男女平权维持会”，为妇女的彻底解放进行不懈斗争。
民国2年，林宗素与汤忠离婚。民国3年，在袁世凯独裁政权统治下，全国革命形势处于低潮。6月，她应新加坡侨商黄亦舟之邀赴星洲，在黄帮助下在新加坡创办一所华人学校，自任校长。不久，她与湖南人张客公结为夫妇，同时参与黄亦舟商业活动，七八年间成为当地富商之一。她曾多次汇款给国内哥哥林白水，资助其独立办报。
民国11年3月，林宗素一家从新加坡回到北京。不久返回湖南老家后又赴河南开封工作。1925年夏天，林宗素惟一的爱子国光病逝，夫妻二人悲伤难抑，遂回到北京与林白水一家同住。民国15年8月6日，胞兄林白水遇害，她料理完后事就回到南方定居。
抗日战争期间，林宗素携家避居云南，民国33年病逝于昆明。
张品南，又名御柳，号登瀛。清光绪五年(1879年)四月初二日，出生于今闽侯县青口镇傅筑村。光绪二十一年应县试中秀才。宣统间(1909～1910年)他于福州法政学堂毕业后回乡创办“傅岩小学”，不久，因经费困难而解散。改就福州仓前山天安小学(又称桥南小学)教职，时偶有分群蜜蜂飞集校长家，他自荐收留饲养，并邀集校长及同校教师田谷士集资，经营养蜂业，建立“三英养蜂场”。
张品南重视科学知识，虚心向福州协和大学生物学教授凯洛格(美国人)学习欧美先进养蜂学。他阅读大量外文资料，并引进意大利蜂种，成效卓著。民国2年(1913年)，他东渡日本，考察日本养蜂先进经验，以提高自己的理论和技术水平。回国时，他带回优良蜜蜂品种和有关科学著作，以及先进的养蜂用具(如摇蜜机、喷烟器、隔虫板、制蜡用具等)，得到当时县政府的鼓励和支持，明令将原“三英养蜂场”扩大改组为“闽侯县养蜂试验场”，张品南任场长。20世纪20年代初期，该场养蜂业进入全盛时期，在华林场设立分场，除出售大量的种蜂、蜂蜜、蜂具外，还培育优质“人工蜂王”，远销日本等地。
张品南一生尽瘁于养蜂事业，历十余年探索，积累一套成功经验，自己积劳成疾，于民国16年3月12日病故。
方君瑛，女，字润如，侯官县(今闽侯县南通镇方庄)人。生于清光绪十年(1884年)八月初三日。君瑛共有兄弟4人，姐妹7人，她是二姐。“鸦片战争”后，清廷腐败无能暴露无遗，有识之士痛感国事日非，为拯救中华，谋求富强，陆续前往国外留学。光绪二十七年，年方十七岁的方君瑛，在伯父方家澍的鼓励和资助下，偕同其寡嫂曾醒、其弟声涛、弟媳郑萌(字孟勤)等东渡日本。次年，她的另一弟声洞也来到日本学习军事。不久，声洞之妻王颖也到日本学医。光绪三十二年她与同在日本的弟弟声涛、声洞、嫂曾醒以及弟媳郑萌、王颖先后加入同盟会，一家六人举族起义，一时传为佳话。
方君瑛到日本后，思想日趋激进，革命意志更为坚强，她主张革命不能光靠宣传，必要时还应采取暴力行动。当时的革命党人认为在发动武装起义的同时，应当把清政府重要官员暗杀掉，以扩大影响。光绪三十一年，吴樾身怀炸弹，在北京正阳门东站炸伤出国考察宪政的五大臣后，暗杀活动更成为一时风气。同盟会组织一个专司暗杀的部门(实行部)，大家以君瑛“智深勇沉可属大事”，推为部长，主要成员有吴玉章、黄复生、喻培伦、黎仲实和曾醒等人。此时，黄兴在横滨设立一个秘密制造炸药的机关，聘请俄国人为教授，以擅长化学的喻培伦为主，进行研制。方君瑛与当时著名的女革命党人秋瑾、陈撷英、林宗素、唐群英、蔡蕙、吴木兰等皆加入学习。
方君瑛在积极参加反清的革命活动的同时，励志于学业，她主张以“力学救国”，她原本文化程度不高，经过几年勤奋补习，于光绪三十三年三月考入日本高等女子师范学校，经过四年学习，于宣统三年(1911年)二月毕业。其间，她与曾醒多次回国从事革命活动。光绪三十四年，她与喻培伦、黄复生、黎仲实、汪精卫、曾醒、陈璧君七人组成暗杀团，试制炸药。因在日本试验困难，曾一度与汪、黄、黎、陈等转移到香港，密设机关于黄泥涌道。宣统元年(1909年)冬，君瑛所领导的暗杀团开始行动。汪、黄、喻、黎、陈等回国，入京谋刺摄政王载沣。君瑛和曾醒留在香港作后继。翌年，事败，汪精卫、黄复生被捕，君瑛等准备劫狱未成，遂返日本。
宣统三年三月，广州起义前夕，她与曾醒先期到达香港。她的异母弟方声涛在广西桂林清军兵备处任会办兼学兵营管带，暗中策划起义活动。君瑛、曾醒受广州起义总指挥黄兴委派，往来于香港、桂林间，密与方声涛、耿毅等革命党人共商大举。广州起义之役，所有军械从香港启运，大部分装在棺材中，由君瑛扮作孝妇，披麻带孝，运抵广州。三月二十九日(4月27日)，广州起义当日，胡汉民率方君瑛、曾醒、黎仲实、陈璧君、李佩书等革命党人赶赴广州，抵岸，闻知起义失败，城门紧闭，不得不连夜乘船返港。
在广州“三二九”之役中，君瑛“以未能作烈士而遗憾”。她的胞弟方声洞却壮烈牺牲。声洞之妻王颖仍在日本千叶医学专门学校学习，且已怀孕在身，还要带着一个才满周岁的儿子。为照应王颖，她从香港赶往日本，陪送王颖母子回国，同到汉口家里。
民国元年(1912年)，方君瑛带着弟妹回到福州，在福建女子师范学校担任校长，曾醒为监学。这年下半年，君瑛带着幼妹君璧，曾醒带着儿子贤叔以及弟弟仲鸣到法国巴黎附近的蒙得尔城留学。
方君瑛到法国后，远在异域，仍十分关注祖国政局变化。袁世凯篡夺政权后，全国政局动荡，她深感忧虑。民国4年，她听说袁世凯卖国政权将要接受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时，极为愤怒，急冲冲地辍学回国，希望通过自己行动加以制止。但是当她到达上海时，中日不平等条约业已签订，使她无限愤慨。此时正遇上父亲去世，她匆匆回家办完丧事，带着她的另一个妹妹君琦一起去法国。民国10年秋，她在法国波多铎大学修完数学课程，获得硕士学位，是中国女留学生在法获得硕士学位的第一人。民国11年冬回国。
回国时，汪精卫等正在广州筹办执信学校，邀她前往主持，但因陈炯明叛变，广东局势混乱，君瑛无法前往任职，遂停留上海。其间，陈嘉庚曾聘请她去集美学校任教，但她因答应执信学校在先，遂婉言谢绝。不幸的是回国前她在法国遭车祸，脑受震荡，精神变得不很正常。回国后加上对社会现实、国家前途的忧虑，使得她时而愤慨，时而消沉。终于在民国12年6月12日吞服大量麻醉品，经抢救无效于14日逝世。她在遗书中写道：“为国事累卵，民苦倒悬，而同志泄沓弗振，社会尤腐败之极，自恨不能力济，只有死耳。”
方声涛，字韵松，侯官县(今闽侯县南通镇方庄)人。清光绪十一年(1885年)生。早年在天津学习海军。光绪二十八年，东渡日本，入振武学校。翌年，参与组织拒俄义勇队。光绪三十年，毕业回国，任教于侯官小学。第二年再赴日本，入士官学校第四期骑兵科学习，同年在日本加入中国同盟会。光绪三十三年毕业归国后，任保定陆军速成学堂教习。宣统元年(1909年)赴昆明任云南陆军讲武堂教官，次年，改任广西兵备道帮办兼学兵营管带。宣统三年，同盟会筹备广州起义，方密谋响应，事败后赴四川，任成都新军第十九镇正参谋。武昌起义爆发后，参与成都独立运动。民国元年(1912年)，李烈钧任江西都督，方赴九江任第二混成旅旅长。民国3年，任李烈钧讨袁军右翼军司令兼江西独立第三旅旅长，旋升任师长，率部与北洋军展开激战，失败后流亡日本。民国4年9月从日本回到昆明，策动唐继尧讨袁。同年12月25日，云南宣布独立，声涛任讨袁护国军第二军第二梯团团长。民国5年2月，方率军东进驱逐龙觐尧，后升任护国军第四师师长。民国6年9月，在广东任孙中山护法军政府卫戍总司令。民国7年3月，辞去卫戍总司令职，率滇军入闽，任护法军政府征闽陆海联军靖国军征闽总指挥兼第六军军长。方派张贞赴福建省各地联络民军，组织福建靖国军，民国8年4月，方任总司令，驻兵闽南。后因与援闽粤军陈炯明发生矛盾，遂于民国8年年底离开福建去上海。民国13年春，声涛回福建省联络民军，在大田成立闽军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同年9月，孙中山在广东韶关设立北伐大本营，方声涛任大本营参谋长。民国16年1月，北伐军攻克福建，他被举为福建临时政治分会代理主席。5月，福建省政府成立，方任省政府委员兼军事厅厅长。翌年9月，福建省政府改组，方任省政府委员，10月兼任保安处处长，代理福建省政府主席。民国20年11月，当选为中国国民党第四届候补中央监察委员。第二年退隐，潜心研究佛法。民国22年11月，十九路军发动福建事变，蒋介石任命他为行营特派员、福建省党务审核委员会委员。福建事变失败后，方去职。民国23年6月1日，在上海寓所病逝。
方声洞，字子明，福建侯官(今闽侯县南通镇方庄)人。清光绪十二年(1886年)生。
方声洞从小勤文尚武。光绪二十八年东渡日本，进东京成城陆军学校学习。次年，沙俄侵犯中国东北边境，当时在东京的中国留学生组织了“拒俄义勇队”，声洞带头参加。光绪三十一年七月，孙中山在东京成立“中国同盟会”，声洞成为第一批会员。
光绪三十四年，方声洞利用暑假回国，在汉口与王颖女士结婚。婚后，他和王颖一起东渡日本，同住千叶学校，共习医学。
宣统元年(1909年)，王颖生一子，名贤旭，夫妻俩对他十分珍爱。方声洞有了美满家庭后，并没有忘记国家大事，他介绍王颖参加同盟会，以期在革命征途上风雨同舟，报效祖国。
方声洞在千叶学校学习成绩优秀，同时积极从事联络党人、秘密运送军火等革命活动。由于他胸有大略，善谋果断，大家都很器重他，选他为中国留学生总代表，福建同乡会议事部长、归国代表、同盟会福建支部长等职。
宣统三年春，留日福建同盟会同志得到将在广州举行起义消息，推选林文等人先赴香港策划广州起义，选派林觉民等人回福建发动同盟会会员参加，让声洞留在日本继任林文的职务。方声洞却坚决要求参加广州起义，经大家反复说服才勉强留下。这时，香港频频传来起义消息，他情绪高昂，写信给在港朋友说：“此举非特关吾党盛衰，是直系中国存亡也，吾安忍重为洋奴哉。”恳切要求前往参加起义。二月(3月)中旬，声洞接到国内党人来电，要他马上运送一批军火回国接济。临行前夕，他留书数函，嘱咐妻子将信按期寄给他的父亲以安其心。告别时，他笑对友人说：“昔日秘密开会追悼吴、徐诸烈士时，君曾为文致祭，中有句云：‘呜呼!壮志未酬，公等哀于泉下，国仇必报，我辈继起于方来’，今所谓方来者，成为现在矣，宁不快哉!”三月二十八日(4月26日)声洞进入广州，起义前夕，他写下两封绝命书，在给父亲的信中说：“夫男儿在世，当建功立业以强祖国，使同胞享幸福，虽奋斗而死，亦大乐也。且为祖国而死，亦义所应尔也。”在给妻子的信里说，“为四万万同胞求幸福，以尽国民之责任……刻吾为大义而死，死得其所，亦可以无憾矣。”三月二十九日(4月27日)下午5时30分，黄兴率先锋队百余人，用海螺吹响进军号，向两广总督署发起总攻，方声洞带枪直扑督署衙门，搜捕总督张鸣岐不得，复与黄兴转战突围，欲出南门接应防营，至双门底遇见防营，但因方没有臂号标志，防营举枪相向，方误以为敌人，首击哨官温带雄，防营还击，方被“数枪环攻而死”。遗体安葬于黄花岗，为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中福建十杰之一。
林元铨，字长铨，号山佐，闽县(今闽侯县祥谦镇凤港村)人，清光绪十四年(1888年)生。其父在马尾造船厂当小工，元铨从小随家迁居马尾。
元铨14岁时考入船政后学堂第十八届驾驶班。光绪三十三年毕业，次年在“通济”舰见习后擢升为帮带。辛亥革命武昌起义时，受族兄林森影响，积极参加革命。民国2年(1913年)授海军上尉。民国9年升“楚有”舰中校舰长。元铨秉性刚直，治军严正，不徇私情。海军顾问古乐门(美国人)赞誉说：“他是中国海军舰长的好榜样”。
民国15年10月，北伐军进攻武昌。海军受制于北洋政府，元铨兼任舰队队长，驻防武汉江面。但他倾向革命，主动率领舰队撤离武昌江面，使北伐军得以顺利攻入武昌。
民国16年，海军总司令杨树庄决定归附国民革命军，林元铨代表杨树庄率舰队直抵九江，与北伐军司令部商谈有关易帜事宜。3月14日，海军正式宣告加入国民革命军。为保卫南京，林元铨率旗舰“楚有”与“楚同”、“通济”等舰担任镇江至通州巡防任务，并参加收复宁、镇、登、通的战斗及截击企图南进的北洋军队。在海军舰队的密切配合下，北伐军节节胜利，海军总司令部通令驻港各舰连续3日悬全旗志庆，特授“楚有”舰“悬灯申祝”的殊荣，并让“楚有”舰派出士兵18名参加上海民众庆祝北伐大会阅兵典礼。随后，“楚有”等舰奉调进驻南京下关，负责南京至镇江防务。
8月13日，蒋介石通电下野，南京政局混乱。17日，陈绍宽将第二舰队司令部设在“楚有”舰。不久，军阀孙传芳派兵反攻。26日，元铨率“楚有”舰巡防至栖霞山下游，发现孙传芳部已偷渡至南岸，遂同“楚同”舰驶至大河口与孙传芳部鏖战终日。但由于兵力悬殊，敌军大队已分路过江，并占领战略要地龙潭车站及栖霞山等高地，南京形势危急。28日，“楚有”等三舰配合增援的陆军对占据大河口、龙潭之敌进行猛烈炮击。连日接战，“楚有”舰猛冲在前，杀伤大量敌人，陆军部队亦奋勇作战，占领黄龙山等高地，对敌人形成大包围，卒使敌军丧胆，举旗投降。龙潭战役，海军因保卫京畿有功，国民政府授予元铨“干城”奖章。
10月，国民政府下令讨伐唐生智，“楚有”舰仍为旗舰，元铨率队西征。灰河、土桥两役接连获胜，舰队一路鏖战，终抵武汉，唐生智乘日舰逃遁。“楚有”舰又率队西取岳州后，才返航南京。
民国18年3月，“楚有”舰再次率队西征，经汉口进攻沙市桂军，继又率舰西上宜昌，沿途接战，获胜后返航至下关。元铨以军功擢升为“应瑞”巡洋舰上校舰长。
民国21年1月，淞沪战争爆发，元铨奉命率“应瑞”舰在南通江面布防，他令机舱升火随时待命出击，日舰见势，不敢贸然溯江而上。不久，十九路军退出上海，中日签订《淞沪停战协议》。
“七七”事变后，上海形势危急。元铨受命阻塞日舰进入江阴航道。“八一三”前夕，海军主力舰艇集结江阴水域，他决定移高射炮于地面，以防日机偷袭。13日，日机轰炸海军司令部，海军地面高射炮立即猛烈还击，敌机惊逃。
此后，他奉命阻塞长江口，将废船凿沉在黄浦江南码头以上渡口要道，阻敌深入。继之，负责军械处及江南造船所转移入川事宜。先后担任军械处处长、所长、海军特务队队长等职。不久，调任国民政府参军处海军少将参军。民国31年，晋升海军中将。
民国32年5月，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因车祸中风，元铨任林森保健委员会委员兼办事处主任，朝夕随侍。民国38年2月，代总统李宗仁请他出主海军，他以患高血压婉辞，随即定居上海，闭门不出。不久，参军处备专轮运送总统府人员去台，船泊上海黄浦江码头，促元铨同行，他以病坚辞不赴。
新中国成立后，元铨留居上海。1950年11月，海军起义将领林遵、方莹专程到上海看望，他心情非常激动，表示愿往北京担任海军部顾问工作，但突然头痛昏迷，经抢救无效，于当晚11时逝世。中共中央军委海军部计划局闻讣，即寄来挽词致哀。
方莹，字琇若。清光绪十五年(1889年)出生。今闽侯县上街乡庄南村人，从小随父住福州朱紫坊48号。童年入闽县高等小学学习，光绪末年(1908年)就学于北京闽学堂，三年后转入上海南洋中学继续学习。民国2年(1913年)考入交通部吴淞商船学校高等班，毕业后派到“保民”练习船见习，数月后升为二副。民国5年秋入吴淞海军学校学员班学习，次年秋入南京海军鱼雷枪炮学校学习，民国7年秋毕业，被派为“海筹”舰航海候补员。
民国9年夏至民国11年夏，方莹被派往“华丙”商船作远洋实习，往返澳洲、香港、菲律宾、马尼拉、南美洲各商埠。民国11年，方莹回国后，被任命为“建威”军舰中尉枪炮官，次年9月调为“普安”运输舰上尉航海官。民国13年1月，派往“海鹄”炮艇任上尉代理艇长，7月，任“应瑞”练习舰上尉航海官，舰长是陈绍宽。民国16年6月，方莹升为“应瑞”舰少校副舰长，8月调代“安远”舰中校舰长。民国20年7月调任“楚有”舰中校舰长。此后直至“七七”抗战爆发，他历任“自强”舰中校舰长、代理“宁海”舰上校舰长、海军引水传习所上校所长等职。其间，曾为镇压“闽变”率舰进泊马尾，被蒋介石“传令嘉奖”。民国23年1月晋授陆海空军甲种一等奖章。
“七七”抗战开始，传习所停办。民国27年1月，方莹绕道入汉口，接任黄鄂区要塞第一台台长，亲自兼任布雷队长，率部参加保卫武汉的战斗。第一台设在湖北武汉的葛店村。8月，十余架日机狂轰滥炸葛店村，10月中、下旬，日军炮击葛店村，国民党军队弃阵西撤。方莹率部坚持至10月24日，因寡不敌众，才被迫撤退。
民国28年3月，方莹任海军川江要塞第一总台上校总台长，4月调任宜万区要塞第一总台上校总台长。总台设在石牌，石牌是江防最前哨，陪都重庆的第一门户。方莹深感责任重大，率兵操练。其后两年年终考核成绩均优良，分别获光华甲种一等奖章、干城甲种一等奖章，并记功一次。民国30年10月，方莹率部击退从宜昌西犯的日军，守住阵地。民国32年5月，日军重兵包围石牌要塞，方莹率领守台官兵，英勇抗敌，在各方面支持、配合下，击退日军的疯狂进攻。因保塞有功，记大功一次并获六等云麾勋章。翌年春，方莹任海军第一舰队司令，并获将军军衔。
民国34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方莹奉命先后接受汉口、上海日本海军投降，接收日本赔偿的军舰十二艘，同时接任上海海军基地司令。民国37年，因与国民党嫡系海军司令桂永清意见不合，申请退役回福州原籍。
新中国成立后，方莹被任命为华东海军研究委员会委员。1950年5月，提升为中国人民海军第六舰队副司令员，1951年，奉调为华东海军干部轮训班副主任、后改任华东海军司令部航海业务长、海军联合学校专科主任。20世纪50年代末期，在海峡两岸关系紧张时期，他主动撰写广播稿，对台湾军政界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敦促认清形势，率部归来。
1961年，方莹任中国海军研究委员会副主任、福建省政协委员。1963年10月退休回到福州，1965年2月26日病逝。
方莹一生清廉爱国，治军严谨。他编写审定的著作有《海军史话》、《海军词典》、《海军发展概况》等书。
侯德榜，字致本，福建侯官(今闽侯县上街镇青洲)人。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出生，小时在农村念完私塾后，由姑母资助进入福州英华书院读书。宣统元年(1909年)就读于上海铁路学堂。次年，在安徽省符离集车站当工程施工练习生。民国元年(1912年)，考入北京清华大学留学生预备学堂。民国2年，他以10门功课共1000分的特优成绩获准公费赴美留学，入麻省理工学院研习化工。民国6年毕业，获理工学士学位，继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毕业时获博士学位，受聘于永利制碱公司。
民国10年，侯德榜回国，应爱国实业家范旭东邀请，筹建天津塘沽永利制碱厂，任总工程师兼制革部长。民国13年8月，他用苏尔维法首次试制出纯碱产品，几经改进、提高，终于在民国15年造出质地精良、不亚于“洋碱”的纯碱。这种纯碱以“红三角”命名，在美国费城万国博览会上获得金质奖章，被誉为“中国近代工业进步的象征”。
民国21年，侯德榜出版《纯碱制造》一书，把他的制碱技术公诸于世。该书一出版，立即风行各国，轰动全球化工界。
侯德榜制碱成功后，着手制酸工业。永利公司决定自办硫酸铵厂，侯德榜担负起筹建氨厂的重担。民国23年，他率领技术人员赴美考察学习，用两年时间，对原来委托外国公司设计的图纸进行全面审查，不合理的重新绘制，又巧妙利用各国厂商之间的竞争，廉价购回新机器。民国25年，他完成考察任务回国，立即投入机器组装，并在次年1月31日在南京卸甲甸建成当时我国也是亚洲第一流的硫酸铵厂，为国内近代化学工业的发展奠定基础。
南京硫酸铵厂开工才半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范旭东和侯德榜不为日本侵略者胁迫所屈服，断然拒绝所谓“合作”，毅然将厂撤往四川，于民国27年初，在四川五通桥建起永利川厂。当时，德国发明一种“察安”制碱法，盐的利用率高，侯德榜代表永利公司前往德国购买察安制碱专利。不料德、日法西斯串通一气，德方无理刁难。为维护民族尊严，他拍案而起，中止谈判，决心自己探索新制碱法。在范旭东的支持下，侯德榜在香港、纽约设实验室，经过五百次试验，分析近二千个样品，终于在民国29年成功地独创联合制碱法。这个新工艺优于“苏尔维法”和“察安法”，把盐的利用率提高到98%以上，纯碱的成本降低40%。为表彰侯德榜在制碱工艺上的突出贡献，中国化学工程师学会一致通过，将新制碱法命名为“侯氏制碱法”。民国32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授予他荣誉博士称号。同年12月，英国皇家化学工业学会选他为名誉会员。美国机械学会和美国机械工程师协会曾分别授予他荣誉会员和终身荣誉会员称号。从此，中国制碱工业一跃而进入世界先进行列。
为援助当时落后的国家发展制碱工业，侯德榜曾五次赴印度，为“达坦”公司勘察设计制碱工业，并赴巴西、日本等地考察。
新中国成立前夕，周恩来总理派人邀他回国。1949年7月，他由印度绕道朝鲜回国。新中国成立后，他被任命为中央财经委员会委员，并任永利化学公司总经理、副董事长，兼任重工业部化工局技术顾问，1955年，任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5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9年任化学工业部副部长。他是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一、二、三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常务委员，全国科协副主席，中国化工学会理事长。
1958～1965年间，侯德榜与谢方杰、陈东合作发明“碳化法合成氨流程制碳酸氢氨”法，荣获国家科委的制造发明奖。由于采用此项发明成果，使我国中、小型合成氨厂发展到1000多家，年产量占全国合成氨总产量一半以上。
“文化大革命”期间，侯德榜被停职检查，但他仍带病同胡先庚一起编写《酸和碱》科普读物。1973年，他抱病在家召集纯碱工业技术干部讨论化肥与联碱工业发展规划。1974年他病重弥留之际，还念念不忘要在福建办一个碱厂，为家乡人民生产价廉物美的纯碱。8月26日，他因患白血病和脑溢血逝于北京，遗嘱将藏书献给国家。
唐钺，字擘黄，原名柏丸。今闽侯县南屿尧沙村人，清光绪十七年(1891年)生。早年毕业于福州英华书院，宣统三年(1911年)秋，入清华大学学习，民国3年(1914年)赴美国康乃尔大学心理系学习，民国6年秋毕业后入哈佛大学研究院哲学部研究心理学。民国9年获哲学博士学位。次年秋归国，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民国11年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哲学教育部主任。民国15年任清华大学心理系教授。民国18年任国立中光研究院心理研究所专职研究员。其后，他还担任过心理研究所所长、中光研究院评议会议员。
新中国建立后，唐钺任清华大学心理学系教授，1952年，任北京大学哲学系、心理学系教授兼普通心理学研究室主任，中国心理学会第一、二届理事兼中国心理学会北京市分会理事长，《中国大百科全书·心理学》卷顾问，全国政协第二至第六届委员。
唐钺毕生致力于心理学、实验心理学及西方心理学史的教学、研究和编译工作，系统地研究批判詹姆士的实用主义、弗洛伊德的泛性论唯心史观。对先秦诸子亦有研究。他治学严谨、知识渊博、著译丰富，计有《唐钺文存》、《国故新探》、《西方心理学史大纲》等。译作有《道德形而上学探本》、《功用主义》、《心理学原理》、《幼儿的感觉与意志》、《西方心理学家文选》、《近代心理学史导引》等西方名著。
1987年2月5日，唐钺在北京病逝。
林祥谦，乳名元德，清光绪十八年农历八月二十九日(1892年10月19日)出生于今闽侯县尚干镇的一个贫苦农家。幼时，曾在村中私塾就过学，后随父亲林瑞和(“族谱”名其庄)在马尾一私塾学习近一年。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因家庭困难被迫停学。父亲只得把年仅14岁的林祥谦送进马尾造船厂当钳工学徒。他在该厂当学徒工近5年。
民国元年(1912年)，林祥谦送胞妹去汉口与江岸铁路工人周连城结婚。由妹夫介绍，经入厂考核，祥谦进京汉机务厂当了工人。次年冬，祥谦回到尚干，和大义乡农家女陈桂贞结婚。民国3年，祥谦带父亲、二弟元成和妻子到江岸，祥谦仍在机务厂当技工，父亲进入江岸机务厂当锅炉工，元成在信阳火车站当升火工。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武汉党组织负责人陈潭秋、林育南等在从事工人运动中，很快发现了斗争性强、在工人中享有很高威信的林祥谦，并及时加以培养。民国11年，林祥谦参与筹组江岸工人俱乐部，该部于1月22日正式成立，他被选为会计委员。此后，林祥谦等出面创办工人夜校，领导工人进行合法斗争，逼使厂方答应工人病假14天内照发全薪，14天以上发半薪，废除工人出厂搜身制，取消对工人任意罚款等要求。斗争的胜利，鼓舞工人的斗志，也引起敌人的仇恨。同年6月1日，总查票程炎和护车三等巡长姜道生无理殴打和扣押工人黄宝成夫妇。祥谦立即召开工人大会，提出惩凶、赔款、道歉等七项条件，并表示不答应要求就罢工，终于迫使路局答应工人提出的全部条件。8月1日，路局借故开除3名工人。工人又在林祥谦等领导下，集会要求路局在三天内将这3位工友复职，并开除肇事的监工和厂长。工人团结战斗的力量再次迫使路局答应工人的要求。10月，江岸俱乐部改称“江岸京汉铁路工会”，林祥谦先后被推选为江岸分工会第一届委员会会计干事、第二届委员会的会计委员，继而当选为江岸分工会委员长。并于同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
民国12年2月1日，京汉铁路总工会在郑州召开成立大会，林祥谦率领江岸分工会代表，于1月27日先期启程前往郑州。总工会成立当天，直系军阀吴佩孚的军警进行干扰阻止，林祥谦等代表奋勇冲进会场。京汉铁路总工会宣告成立。
下午，吴佩孚下令用武力镇压工人，军警占领总工会会所，驱逐工会人员，查抄总工会的文件材料，捣毁各单位赠送的匾额，连代表和来宾的住处也受到军警的包围和监视。同时，郑州分工会也被查封，全市处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当晚，总工会在郑州花地岗举行秘密会议，林祥谦参加会议，会议决定向军阀当局提出撤革京汉局局长赵继贤、郑州警察署署长黄殿辰，赔偿损失等五项要求，如两天内不答应，自2月4日午刻起举行京汉铁路总同盟大罢工；会议还决定成立总罢工委员会，林祥谦、曾玉良为江岸罢工负责人，总工会迁往江岸办公。林祥谦于当晚赶回江岸，传达总工会指示。
2日，江岸分会召开会员大会，林祥谦在会上怒斥军阀迫害代表、破坏总工会成立的罪行，传达总工会关于发动全路同盟大罢工的决定，号召工友们“用最大力量，反抗军阀的暴行，争取自由，争取人权!”会后，林祥谦和战友们紧张地进行罢工的各项准备工作。
4日上午9时，祥谦接到总工会转来一张纸条，上面写着：“耳聋眼瞎，无食可求，急!急!”这是总工会指示罢工的暗号。林祥谦立即下达罢工命令，上午9时20分罢工的汽笛拉响，罢工从江岸开始，在不到3小时内，震惊中外的京汉铁路工人全线大罢工开始了。
5日，军阀吴佩孚命令湖北督军肖耀南从速消灭罢工的领导力量，指派督军署参谋长张厚生带着军警来到江岸，佯称要同工会谈判，妄图诱捕林祥谦等领导人。阴谋被工人识破，未能得逞。张厚生调来大批军队占领工厂，先后抓走两名司机和三名纠察队员，强迫升火开车。林祥谦当机立断，前后派出三千多名工人和纠察团员前往营救，迫使敌人无条件释放被捕人员。
6日上午，湖北省工团联合会和武汉各界派出2000多名代表来到江岸亲切慰问罢工工人，江岸1万多群众参加慰问大会。林祥谦在会上讲话，号召工人们要团结，罢工要坚持，不怕军阀，不怕帝国主义。会后，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2月7日，罢工已4昼夜，为了防止敌人下毒手，上午林祥谦参加总工会会议，制定防备措施。接着他又挤出时间深入到最困难的工人家里了解生活情况，鼓励他们坚持斗争，并把工会的资金发给他们。下午2时，张厚生派警官到江岸分工会，约工会代表5时在会所谈判。林祥谦估计到敌人要对工人采取暴力行动。为了保护总工会领导人，他请总工会负责人暂时离开江岸，由他和曾玉良出面谈判，应付敌人。他命令纠察队人员和敢死队队员作好应战准备。5时30分，张厚生带领全副武装2个营军队，分三路包围工会。林祥谦果断而镇定地下令曾玉良率众迎敌，他自己销毁工会的秘密文件和名单。这时，敌人的大屠杀开始了，江岸铁路工人曾玉良、林元成(祥谦的胞弟)等30多名工人壮烈牺牲，200多名工人受伤。林祥谦与60余名工人在同围捕的敌人搏斗中被捕。晚上7点多，敌人把林祥谦等70个工人捆绑在江岸车站的站台灯柱上，约半夜十二时，张厚生威迫林祥谦下令复工，祥谦坚定地说：“没有总工会的命令，我头可断，决不下令复工!”他的身上被刽子手连砍几刀后，仍顽强挺立，切齿痛骂，直到壮烈牺牲。
陈孝威，本名增荣，后改名向元，清光绪十九年(1893年)生于侯官县南通乡(今闽侯县南通镇瓜山村)。早年毕业于福州武备学堂，后任林述庆部连长。民国3年(1914年)入保定军官学校第二期炮科学习。时值反对袁世凯“二十一条”卖国条约，陈孝威曾破指血书，发誓反日到底。毕业后任保定军校校长王汝贤部上校参谋，随驻湘西。民国12年升少将旅长，民国15年任泰宁镇守使兼旅长，升中将。民国18年辞职，闲居天津。
民国25年，经陆军大学校长杨杰举荐，在陆军大学研究对日策略。第二年，“七七”事变爆发，入白崇禧部参加浙沪作战。10月，孝威离开军界，携家到香港，11月创办《天文台报》周刊，致力于宣传抗战言论和策略，积极从事“国民外交”活动。民国18年，抵马尼拉，与美国驻菲律宾陆军总司令格兰中将交换对日看法。民国29年9月，发表《论大不列颠之战应使用之政略、战略、战术》一文，文中准确预言德国必将对苏联开战，斯大林读后一笑置之。次年6月22日，德国果然大举进犯苏联。民国30年，孝威发表《德、日、意对苏、美、英三国作战的前景判断》一文，文中指出，日本势必南进，发动南太平洋战争。这一年的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不久席卷南太平洋。自此，陈孝威和他的《天文台报》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议论中心。每一期的《天文台报》一出版，各国驻香港的外交官都抢先阅读，然后当作重要情报译发回国。美国总统罗斯福和英国首相邱吉尔都亲自写信给陈孝威，表示赞赏他的见解。该报于民国30年12月停刊。
香港沦陷后，孝威辗转逃回广西桂林，发表《由敌寇点、线、面立体之最后部署，说到盟国所应选择最高方针》。此文给盟国对德、日、意的反攻提供最有权威性的策略。民国31年4月，孝威提出“战败日本会师东京”的倡议，他预言“两三年内，日本必败”，事实果如他所料。
抗日战争胜利后，民国36年，孝威任宪政实施促进委员会常务委员，1950年任《吴佩孚先生集》编辑委员。1951年《天文台报》在港复刊，他任社长。1965年任香港各界纪念孙中山百年诞辰筹备委员会常委、永久性纪念事物筹委会委员。陈孝威晚年双目失明，1974年在香港去世。著有《太平洋鼓吹集》、《诗史与世运》、《我与罗、邱、杜》、《泰宁去思图咏》、《美国将校与中国抗战》、《抗战军事纪略》、《为什么失去大陆》、《杜勒斯与东南亚》、《敬胜斋随笔》、《若定庐随笔》等。
洪业，族谱名正继，字鹿岑，号煨莲(英文学名威廉的同音异译)，福建侯官县后浦乡(今闽侯县荆溪镇洽浦村)人，生于清光绪十九年(1893年)九月十八日。
洪业父母生有五子一女，洪业居长，三弟洪绅，由北平清华大学选送美国留学，学成回国后任铁路、公路桥梁工程师；五弟洪绂原任清华大学教授，后出任加拿大贵乐扶大学教授。
宣统二年(1910年)，洪业入福州英华书院学习，民国2年(1913年)赴美国留学。民国6年，洪业以优异成绩毕业于美国俄亥俄州卫斯理扬大学，获学士学位。民国8年获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学位，后又进纽约协和神学院深造。民国9年，日本强占中国山东青岛，洪业在美国到处奔走发表演说，争取美国友好人士援助中国抵抗日本。民国12年，他应燕京大学之约，在美国募款，为在北平西郊筹建燕京大学的新校舍(今北京大学的一部分)而竭尽全力。同年，洪业回国任燕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民国13年兼任文理科科长。民国17年兼任燕大图书馆馆长。在燕大执教期间，他还代表燕大与美国哈佛大学筹划创立“哈佛燕京学社”，并兼学社引得编纂处总编辑。民国18年，应聘赴美国哈佛大学任客座讲师。次年返校任燕大研究院文科主任和导师。民国20年，又兼校内国学研究所所长及宗教科教授。他在燕京大学主持教学工作达23年。
洪业治学严谨，诲人不倦，培养了许多国内外知名的史学家，如翁独健、周一良、王钟翰等。
洪业重视工具书编纂，创造“中国字庋撷法”，用以编纂各种引得(索引)，为学术界查考有关参考资料提供方便。为减少查用者困难，使中外学者都能方便使用，他又创造“笔划及拼音检字表”。他在燕大主持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工作期间，先后主编《哈佛燕京学社引得》、《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特刊》两辑，出版经、史、子集各种引得达64种81册之多，其中尤以“堪靠灯(CONCORDANCE)”最为简便而不漏一字。民国26年，他荣获法国巴黎的菇理安奖学金，得到学术界的推崇。
民国22年，美国俄亥俄州卫斯理扬大学赠他神学博士名誉学位；民国29年又加赠文学博士。民国30年秋，他由美国回到北平。同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燕京大学校舍被日军占领，洪业与燕大教授陆志伟等同时被捕入狱。他们在狱中进行不屈的斗争，于民国31年夏始获释放。出狱后仍受监视，直至民国34年8月日本投降。在历时4年中，他和家人虽衣食维艰，仍拒绝为日伪工作，表现出爱国知识分子坚贞不屈的民族气节。
民国34年秋，燕京大学复课，洪业仍任历史系教授。次年，应聘赴美国哈佛大学讲学，历任哈佛大学东亚语文客座教授。从1948年起至1963年夏，一直担任哈佛燕京学社研究员。1952年他用英文写成专著《中国最伟大的诗人杜甫》一文。20世纪70年代，他发表《蒙古秘史源流考》一文，此文成为目前世界各大学讲授蒙古史的重要参考教材之一。
1959年，洪业应新加坡政府聘请，到新加坡南洋大学的教学程度审察委员会工作，事毕返美。1963年以哈佛燕京学社研究员身份退休。1973年，荣获匹兹堡大学授予中西文化学术交流倡导者的奖状。他平日埋头著述外，以讲学授徒为乐。
洪业虽久居国外，而仍缅怀祖国，曾对人说：“我爱美国，我更爱祖国，祖国是我父母之邦”。他藏书二三万册，其中不少是中外罕见的图书。1979年贻书捐赠北京中央民族学院，把珍藏手校的明初蜀藩刻本《史通》4册与明万历间张之象刻本《史通》4册赠给北京图书馆。1979年12月23日，他在美国寓所因病去世。
洪业一生致力于学术研究，先后发表中、英文专题论著80篇。其中论著37篇经门人翁独健、王钟翰辑为《洪业论学集》，1981年3月由北京中华书局出版。其生前主持编纂的哈佛燕京学社之引得多种，亦由中华书局于1987年重新出版。
林梁城，又名其年，侯官(今闽侯县上街镇)人。早年就读于福州英华书院，民国11年(1922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医学院，先后在上海同仁医院和苏州博习医院任医师。民国13年回福州，任协和医院住院部医生。民国21年，他赴英国利物浦大学深造，获博士学位。
民国23年，他回国参与全国各地的防疫工作，走遍云南、贵州、广西等省，对中国西南一带的“瘴气”流行病进行科学调查，研析病因，提出具体防治措施。民国26年回闽，任福建省卫生实验所所长，并负责医药卫生检查工作，培养大批卫生检验人才。在历时13年中，他成功地研制大量疫苗，为防疫治病作出贡献。
1952年起，梁城在福建医学院任教授，直至1973年病逝，前后共21年。期间，曾任寄生虫学教研室主任，福建省政协委员等职。除完成教学任务外，他还多次参加并负责指导全省防治血吸虫、华枝睾吸虫、肺吸虫等工作。
黄觉民，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七月廿三日生于今闽侯县南通乡洲头村。民国元年(1912年)，黄觉民的父亲在上海经商，家资颇厚。他年仅16岁即遵父母之命结了婚。几年后，其父经商失败，家境困难，举家迁居回乡。黄觉民无意经商，立志求学。
民国7年，黄觉民考入福州青年会中学，因成绩优异，高中毕业后即留校任教。民国9年，他被推荐到上海青年会专科学校进修两年，回闽后继续任教。任教期间，他与几位同学、同事在福州郊区募款筹创一所专教渔民子弟的义务学校，自任校长。为了鼓励贫苦渔民青少年求学，他破例规定星期日照常上课，不放暑假，改放农忙假，可以不穿鞋袜、赤脚入课堂上课，凡买不起教科书的学生可免费入学。
黄觉民原是基督教徒。在上海进修期间，他受“科学救国”的思潮影响，回闽后，放弃宗教信仰，毅然辞去该校教职，应聘任厦门市云梯中学校长。这所中学是著名的华侨实业家林珠光创办的，该校经费充足，化学、物理实验设备齐全，只因前任校长不善于办学，学校名声不振。黄觉民就任校长之后，不到三年时间就改变学校面貌，成绩卓著，极受董事长林珠光赏识。董事会资助他前往菲律宾大学留学四年，获得教育学士及硕士学位。由于他学习成绩优良，经申请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奖学金，遂于民国20年离菲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教育心理学。民国22年夏，获教育心理学专家证书。
民国22年秋，黄觉民学成回国，任上海大夏大学教育心理学系教授兼系主任，2年后担任上海商务印书馆《教育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辑。民国26年，抗日战争爆发，他随同商务印书馆迁往香港。民国30年，商务印书馆《东方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辑郑允恭叛国投敌，充当伪亚洲文协主席。郑唆使日本文职官员诱逼黄觉民出任伪东亚文协教育处处长。黄觉民拒绝接受，遂化装成商人，连夜逃往澳门，而后辗转到重庆，继任《教育杂志》主编。民国32年，因经费拮据，《教育杂志》停刊，他改任成都商务印书馆经理兼编审员。在成都期间，先后兼任华西大学、金陵大学，四川大学教授。
抗日战争胜利后，黄觉民回到福州，担任福建省研究院院长。1949年，福州解放，他以院长身份兼任福建省教育厅副厅长、华东师范大学教授。1951年，创建福建省教育心理学会，他任理事长。他还先后当选为福建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常务委员、福州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省教育工会副主席、省革命大学政训班主任、省科学联合会宣传部长。
1956年11月20日，黄觉民因患癌症病逝于上海华东医院。遗嘱将遗体献给医院，作病理解剖之用。著有《教育心理学》，译著有《家庭教育之理论与实践》，以及与人合译的《德国公民教育》、《实验教育学》。
陈桂贞，女，“二七”烈士林祥谦夫人。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出生于今青口镇大义村。民国2年(1913年)冬，她与林祥谦结婚，翌年随夫来到汉口，住在刘家庙福建街的一所破屋里。她操持家计，全力支持丈夫从事工运斗争。“二七”惨案发生后，她掩埋祥谦等烈士遗体后，在中共党组织的帮助下搬到孝感居住。民国17年，中共党组织派专人以福建同乡会名义，帮助陈桂贞携女带儿护送林瑞和、林祥谦、林元成3口棺木回到家乡，把3位烈士葬在枕峰山。此后陈桂贞在故乡种田耕地养育子女。民国20年，女儿汉玉因病无钱医治而夭折，陈桂贞悲伤之极，含辛茹苦与遗腹子林冠康(时方8岁)相依为命，苦度时日。1951年中共中央派人找到陈桂贞，劝她定居北京，她谢绝了。同年7月16日，桂贞回到江岸车站，参加公审镇压京汉铁路“二七”大罢工的刽子手、国民党京汉铁路局局长赵继贤的斗争大会。1959年，她出席全国烈军属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受到中共中央和国家领导人亲切接见。她曾当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省政协委员、省妇联执行委员、祥谦公社副社长等职。196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72年3月7日，因心脏病突发，经抢救无效逝世。
庐隐，女，原名黄淑仪，又名黄英，庐隐是她的笔名，遂以笔名行于世。侯官(今闽侯县南屿镇岭东村)人。清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十四日(1898年5月4日)生，3岁时因父亲就任长沙县令而移居湖南。6岁时父亲病逝，她随母和兄妹投靠在京做官的舅舅。9岁时才被送进教会学校——北京慕贞女子学院小学部寄读。民国2年(1913年)改名黄英，考入北京女子师范学校预科，开始阅读《红楼梦》、《茶花女》等中外小说上百部，为日后从事文学创作奠定基础。民国5年夏，她从女子师范学校毕业，先后在北京、安徽、河南等地执教，但都只教一学期。
民国8年春，庐隐回到北京，不久，“五四”运动爆发。她自筹学费于9月间插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国文部本科三年级旁听，一学期后转为正式生。当时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李大钊、陈独秀、胡适等均在北京女高师执教，庐隐很快地接受新思想，并以出众的口才和文才被推为学生会干事，积极投入进步的学生运动。她与校中另外三位学生会干部以“战国四公子”自命，庐隐被封为“孟尝君”。同年11月16日，日本侵略者在福州枪杀爱国学生，引起公愤。旅京闽籍学生组织“福建学生联合会”发起声援，庐隐被选为学联副主席兼《闽潮》编辑。
民国9年，她以庐隐笔名撰写的第一篇短篇小说《一个著作家》在茅盾主编的《小说月报》上发表。从此，庐隐以觉醒女性的身份登上“五四”文坛，她的作品充满反封建精神，体现要求民主、自由、平等和反压迫反剥削的进步思想。民国10年1月，她参加中国最早的新文学团体——文学研究会的成立大会，也是与会的惟一女性，被邀列为会刊《小说月报》的撰稿人。在茅盾、郑振铎等文学界名流的提携下，至第二年春大学毕业前夕，她已在北京、上海等地发表10多篇作品，塑造一些性格不同、遭遇各异的妇女形象，为千百年来备受摧残的妇女呐喊，成为现代文学史上最早塑造系列女性形象的作家。茅盾在《庐隐论》中说：“‘五四’时期的女作家能够注目于革命性的社会题材的，不能不推庐隐是第一人。”
民国11年8月，她大学毕业后到安徽宣城中学执教。她同一些受过“五四”洗礼的教员一起，致力改革学校的积弊，开通地方风气，但遭到旧势力的嫉恨和污蔑。她心情抑郁，发表短篇小说《或人的悲哀》等愤世嫉俗之作。
民国12年暑假，她不顾家庭、朋友的反对和社会强烈的舆论，与已婚的北大法律系毕业生郭梦良结婚。同年10月，她的代表作中篇小说《海滨故人》发表。
民国14年夏，庐隐的第一部小说集《海滨故人》出版，其中《或人的悲哀》被译成德文连载。同年11月，郭梦良病逝。庐隐悲恸欲绝，作《郭君梦良行状》纪念他。12月，携孤女由上海护棺回榕。第二年春到省立福州女子师范学校任教。暑假后，她携女飘泊上海，担任大夏大学的女生指导并在附中任教。
民国16年，庐隐回到北平，担任市立女中校长。但她不习惯琐碎的行政事务，第二年就辞职到师大附中任教。这时期，她还担任过“平民教育促进会”的文字编辑。在教学编辑之余，发表散文、小说、诗歌、论文20多篇，并结集出版《灵海潮汐》和《曼丽》两书。
民国17年春，庐隐结识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学生、诗人李唯建，深为他一往直前、走自己的路的精神所鼓舞。翌年，她与北京大学于庚虞教授合编《华严半月刊》，并在该刊发表中篇小说《归雁》、散文《夜的奇迹》等作品，表现寻找新路、向往新生的迫切心情。
民国19年暑假，庐隐不顾外人的冷嘲热讽，与小她8岁的李唯建结婚，并携女一起东渡日本，寓居于东京郊外。在日期间她写了11篇《东京小品》，完成一部10万字长篇小说《象牙戒指》。翌年春，庐隐全家回到杭州。8月，她到上海工部女中执教。这时期，她一面教书，一面写作，作品有中篇小说《女人的心》、《地上的乐园》等。
民国21年，“一·二八”上海抗战爆发，庐隐在艰苦的条件下创作长篇小说《火焰》，作品讴歌与日本侵略军浴血奋战的十九路军，批评国民党政府坚持内战、对外妥协的态度。
此后一个时期，庐隐主要以杂文为武器，针砭时弊，为饥寒交迫的贫苦群众呐喊，如《监守自盗》、《代三百万灾民请命》以及继续为女权呼吁的《花瓶时代》、《男人和女人》、《今后妇女的出路》等。
正当庐隐的创作走上一个新的里程时候，不幸于民国23年5月13日因难产在上海去世。身后出版的著作主要有《庐隐自传》、《火焰》、《东京小品》，以及后人编的各类选集及《格列佛游记》等。
陈春生，侯官洪塘乡美岐村(今闽侯县上街镇美岐村)人，生于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幼年家贫失学，少时即参加田间耕作，饱尝生活艰辛。15岁到福州洋中亭族兄陈庆官的镜箱店学艺。在这期间，每逢工余夜晚，他常到泛船浦“真天然”闽剧班观看排戏，暗中模仿学习，后来得到该班老艺人六弟指点，学有所长，有时被邀参加演出。19岁拜艺人阿青为师，学习福州评话，当年，便能登台演出，上演第一本书目《毡笠记》便走红福州。后又私淑徐炳铨、赖德森诸名师。但因他一时交不起入会规费，被当时的福州评话公会除名，后经力争，始得在城台评话馆正式悬牌应请。
至20世纪20年代中期，陈春生评话便已蜚声福州书坛，长期的艺术实践，使他逐渐形成“陈派”的艺术风格。他演唱书目，着力塑造人物形象，音容笑貌维妙维肖，如见其人，如闻其声；说书语言生动活泼，声情并茂、形神兼备；唱腔字正腔圆、悠扬清亮、洒脱自如。他对传统评话曲调进行改革创新，融入闽剧中的一些曲调和健康的民间小调、民谣、山歌等，如将闽剧曲牌《泪透》、《叠板》和《板小壮》化为评话的《平嗓》、《清嗓》、《泪嗓》和《逗嗓》。他的说、吟、做、花，独树一帜。到20世纪30年代，他与黄天天、黄仲梅并称为福州评话“三杰”。但是，在旧社会里艺人地位低，他无法忍受官府和地方恶势力的凌辱，于1948年愤然退出书坛，回到家乡美岐村耕田种果过日。
新中国成立初期，陈春生仍在家务农，曾担任互助组组长。1951年重返书坛，组建“九人团”(即红橘子剧团前身的曲艺团)，时虽年届五十，他仍积极学习革命道理，讲演现代评话。以陈春生评话声誉，本可坐城日进千金，但他却穿草鞋、束背包、带领学徒爬山越岭深入山区，送书上门。创作反映土改斗争的《九命沉冤》，反映合作化运动的《小小牛司令》、《凤窝前后》、《红橘记》等。他还先后担任过闽侯县评话协会主任、红橘子剧团团长、闽侯县戏剧院副院长。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他的艺术生活进入新的阶段，除了努力编演新书外，对自己拿手的传统剧目《秦瑞云》、《情天义海》、《彭飞凤》等也加以整理，重新演出。他带头深入农村，并到古田、罗源、福清、长乐、闽清、永泰等县山区和海上渔船演出，扩大福州评话活动范围和影响。1958年，他先后参加福建省第一届和全国第一届曲艺会演，他讲演的《刘刚闹院》，受到全国曲艺界的好评，《人民日报》记者发表人物专访。他被当时组建的中国曲艺工作者协会吸收为首批会员，参加第一次代表大会，当选为第一届理事。1960年，他赴京出席全国文教群英会。1961年，他被选为福建省曲协第一届理事会副主席。同时，他是闽侯县第一届至第五届及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6年后被吸收入省文史馆为馆员，并一直担任省政协委员。
“文化大革命”中，陈春生被加上许多莫须有罪名，备受迫害，当逼他退党时，他毫不动摇地回答说：“任你要加什么罪名，叫我退党万万办不到”。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他已届76岁高龄，虽不能像十几年前一样爬山涉水、上山下乡送书上门，但为满足久别的听众对他的渴望，仍奋力登台，曾在省体育馆、市文化宫灯光球场等地，通过场内、场外扩音喇叭为广大听众演出。
陈春生一生讲述评话30余本，以其精湛的艺术奉献给社会，而且热心授徒，把自己的艺术无保留地传给下一代。民国20年(1931年)，收第一个弟子叶依清时，他言传身教，培训半年，教完头本书后，便在自己开演前，让徒弟先行试讲半小时，使之及早脱颖而出，获得“小神童”称号。其后，连续收了赵美美、吴东天(艺名小春生)、陈德桂等人，这些人都成为知名的评话演员。他大量培养青年接班人，先后授徒和培养以郑其森为代表的“前七子”和以林木林为代表的“后七子”等十余人，加上再传弟子，可谓桃李满园。
陈春生复出后不久，便身患胃癌，在临终前的两个月里，先后应王耀华、刘春曙、陈竹曦的要求，留下一组唱腔录音资料，而后抱重病参加中国曲艺家协会福建分会为他举办的“陈春生流派四代同堂专场演出”。每晚他乘着三轮脚踏车，甚至冒雨从台江家中到鼓楼区文化馆礼堂，领衔演出《虾米俤》片断(半小时)，一连四个晚上，博得听众喝采赞扬。在这期间，他又当选为全国第四次文代会代表、中国曲艺家协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代表和省曲协第二届理事会顾问。
1980年4月24日，他病逝于福州苍霞洲寓所。中国曲艺家协会福建分会为他编辑《陈春生评话选集》，收入他的演出本《一字之差》、《罗汉钱》、《九命沉冤》三本现代书和《虾米俤》、《秦瑞云》两本传统书。1987年，中国曲艺出版社又把后二册收入《福州评话选》向全国发行。
张钰哲，闽县(今闽侯县青口镇沪屿村)人，清光绪二十八年一月九日(1902年2月16日)生。民国8年(1919年)考入北京清华大学，民国12年毕业后赴美国芝加哥大学学习天文。民国15年，获硕士学位，在叶凯士天文台作小行星和彗星的照相观测。民国17年冬，他发现一颗新的小行星，编号为1125号，特命名为“中华”，以示对祖国的热爱。民国18年，他发表《有一定平面的双星轨道极轴指向在空间分布》论文，获博士学位。同年秋，他回国在南京中央大学物理系任教，并被聘为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特约研究员。他参与创建紫金山天文台工作。民国26年，抗日战争爆发，天文机构内迁昆明，他又参与创建云南天文台的规划设计。民国30年，他接任所长。同年9月21日日蚀前夕，他亲率“远征观察队”八九人赴甘肃省临洮县，观测日全蚀时的景观和测定日全蚀时天空的亮度，为天文学研究提供可靠的实测资料。在这期间，他还致力于行星、变星以及太阳分光的观测。同时在观测小行星、彗星的基础上，进行运行轨道的计算。
民国35年，他再度到美国进行交蚀双星光谱的研究，在叶凯士天文台照相观测变星时，发现一颗新的变星。他还在麦唐天文台用2米反射镜进行交蚀双星光谱观测，写成论文在美国天文学会年会上宣读。民国37年3月，从美国回国。
新中国成立后，张钰哲任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台长。他除担负全台领导工作外，仍致力于天文研究、观测，他用紫金山天文台的20厘米小赤道仪、60厘米反射望远镜以及40厘米照相仪，对小行星的彗星进行观测研究。1957年，他应用天体力学基础理论研究人造卫星轨道，发表《人造卫星的轨道问题》的专题论文，为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成功发射作出贡献。1958年，他从物理学的观测角度，开展小行星光电测光研究，测定20颗左右明亮小行星的光变周期，确定其自转轴的空间指向。在20多年中，张钰哲和他所领导的行星研究室，观测到5000多次小行星的位置，并发现几百颗星历表上还没有编号的小行星，还发现3颗新彗星，并分别以“紫金山1”、“紫金山2”、“紫金山3”命名。1978年8月出版的《国际小行星通报》第4420期公布，新编2051号小行星，定名为“张”(“2051”chang)。通报指出：“哈佛大学天文台1976年10月23日发现的这颗小行星的命名(即“2051”chang)，是表示对张钰哲的敬意”。1980年2月16日日全蚀，年近八旬的钰哲还亲自率队赴昆明观测。
张钰哲从恒星、行星、历书的研究扩展深化到太阳物理、射电天文、天文仪器、人造卫星运行等领域，先后发表60余篇论文，成为中国应用天体力学基础理论研究行星轨道计算工作的创始人，现代天文学的开拓者之一。
张钰哲自1984年起任紫金山天文台名誉台长，还历任第三、四、五、六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学院数理化学部学部委员、中国天文学会理事长、中国科学技术委员会天文学科组组长、国务院学位评选委员、九三学社中央委员。
张钰哲非常关心对下一代青少年，特别是青少年天文爱好者的培养，他亲笔写“星辰北拱疏还密，河汉西流纵复横”的条幅祝贺福州市少年宫的“少年天文爱好者天文台”成立。他还写信给闽侯县的青少年，慰勉他们：“唯有在学习和工作中自觉地去经受刻苦磨炼，才能把自己锻炼成钢；唯有经锲而不舍的追求和努力，才能对振兴中华有所贡献。”
张钰哲擅长书法，工篆刻，精诗文，写的科学论文词句严谨精炼，甚至对仗也很工整。
1986年7月21日上午11时，张钰哲因病在南京逝世。著译有《天文学论丛》、《小行星漫谈》、《哈雷彗星今昔》、《行星物理》、《太阳系》等，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天文学》、《天问》等。
唐仲璋，今闽侯县南屿镇尧沙村人，幼时随父迁居苍霞洲，因家贫，在青年会免费读完小学、中学。民国20年(1931年)毕业于福建协和大学生物系，获学士学位。毕业后，先后任福建省立理工学校教师、福建省科学馆实验员。民国26年为北平协和医学院寄生虫学系研究生。民国27年至民国29年，任福建省科学馆馆员、福建医学院讲师。此后两年间，曾任北平协和医学院寄生虫学研究员等职。不久，公费留学美国。1949年，获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寄生虫学硕士学位。同年回国。新中国成立后，唐历任福建协和大学、福州大学生物系主任，福建师范学院生物系主任、副院长，厦门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副校长等。195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学部委员。
唐仲璋长期致力于人体和家畜寄生虫研究，特别是对危害性较大的蠕虫病的生物学和流行学研究，为预防医治此病奠定科学基础，先后发表重要科研论文76篇，专著1部。他研究的课题，曾获全国科学大会科技成果奖、国家自然科学三等奖(2次)、四等奖，国家教委优秀成果奖及科技进步一等奖等。先后被评为全国先进生产者(1955年)，全国科技先进工作者(1978年)、全国高校先进科技工作者(1990年)。1993年7月21日病逝于厦门。
郭志雄，原名佛健，别号积健。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生于惠安县白奇乡里春村一个贫苦的回族农民家庭。幼年随母辗转到上海谋生。民国8年(1919年)，考入当时闽南人在上海创办的泉漳中学，并改名为郭志雄。
民国15年秋，他考入黄埔军校第六期。民国18年毕业后，历任军校炮兵教导队少尉排长、炮兵教导第一团中尉副官。民国20年回闽任四十九师团部中尉副官，旋调任二八九团八营上尉营副、机枪连上尉连长等职。民国22年任独立炮兵第三团上尉连长。民国25年以“考绩列优等”获国民政府传令嘉奖。
民国26年抗战爆发后，志雄调航空特务团任上尉连长。不久，升少校营长。民国27年转任航空特务团三营少校营长，负责国民政府辖区内各军用机场的警卫任务。
民国28年春，国民党中央特派闽籍将军李良荣回闽建军，在南平成立“军训部第十三补训处”，李良荣任处长。郭志雄随李调任十三补训处四团中校团副、补训处学兵大队第二中队中校队长。民国29年，郭志雄调任在邵武训练的第一装备团中校副团长。这个装备团是3个团中惟一装备武器进行实战训练的步兵团，士兵多是由东南亚爱国华侨选送回国参加抗日的青年和闽南子弟组成。4月，郭志雄赴香港与陈漱凤结婚，蜜月未满，又返回闽海前线。
民国30年4月，日本侵略军犯闽，长乐、连江、福清、闽侯相继沦陷。正当全省战局危急之时，李良荣率十三补训处第一装备团从南平进驻闽侯大湖抗日。5月21日，日本侵略军兵分两路向大湖、古田方向进发，企图在大湖附近围歼国民党第一百军的第八十师，然后长驱直入福建后方南平。“装备团”部署在大湖地区伏击日军。
5月25日拂晓，郭志雄带领20余名突击队员，化装成农民，分头接近日军据点寨上村的两个哨所，刺死敌人哨兵后，迅速占领寨上关，打通江洋通往大湖的战略要道，保证部队顺利进入战斗。战斗打响后，盘踞在郎官村的日军主力全部参战，双方为争夺盆地内各高地展开激烈战斗，郭志雄在率部向敌军机枪阵地冲击时，不幸中弹牺牲。战后，国民政府授予郭志雄烈士称号，追赠他为陆军上校，并竖碑纪念，把寨上关改名为“志雄关”。
1984年8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批准郭志雄为革命烈士。
黄天天，今闽侯县青口镇傅筑村人。生于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农历七月廿三日。9岁随父进城做小生意，为生计所迫，10岁时，拜福州评话名师林细弟(艺名筱细弟)为师。他聪敏好学，仅一年，技艺大进。次年即登台讲书，艺惊四座，一炮而红。三年满师，已颇有名气，高台订书接踵而至。
黄天天初学家庭书，传师门的《林则徐公案》之《珍珠被》、《笃笃鸟》、《贩棉纱》和“四玉”(《玉葫芦》、《玉鹦鹉》、《玉花瓶》、《玉螃蟹》)等书目，后逐步拓展为君臣书、武侠书，如《郭子仪》、《刘伯温做知县》、《安禄山造反》、《五岳奇侠传》、《风光之剑》等连台本，书风渐趋粗犷高亢。其唱句铿锵激昂、道白明快利落，遂自成一派。20世纪30年代后，与陈春生、黄仲梅并称“福州评话三杰”。抗日战争时期，他与江南生合编《忠臣血》、《英雄泪》评话曲本，风靡一时，后被改编成闽剧。
新中国成立后，黄天天运用新思想、新观点整理改编《双金印》、《醉草蛮书》、《吴贞娘》等传统评话，同时致力于编演现代评话。在20世纪50年代，他配合各时期运动，编写短篇现代书《阮三讲新闻》、《三年早知道》等，20世纪60年代与陈竹曦合作改编《龙江颂》、《逐鹿中原》等新书。1958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福州市评话协会副理事长、福州市曲艺团团长、福建省曲艺工作者协会主席、福州市政协委员等。
“文化大革命”期间，黄天天遭受残酷迫害。江青反革命集团垮台后，他以古稀高龄，特别是患直肠癌病后，为满足广大听众愿望，抱病在天华剧场作末场演出。1977年9月，病逝于福州。其演出本《吴贞娘》入选中国曲艺出版社出版的《福州评话选》。传徒有郑天元、林天雀、官天英、郑小天及子黄剑峰等。
程法侃，别名自性，生于清光绪三十二年农历十二月廿五日(1907年2月)，今闽侯桐口乡人。有兄弟姐妹7人，他居长。童年随父迁往马尾。民国37年(1948年)，其父又举家移居福州城内文儒坊。
民国11年夏，法侃考入烟台海军学校，结识郭寿生、曾万里。他积极参加海校共青团活动，阅读《唯物史观》、《中国青年》等革命书籍。民国16年初，山东军阀张宗昌认为烟台海军学校的学生有“通敌”(指共产党和北伐军)嫌疑，法侃等学生被迫并入福州马尾海军学校。同年，法侃毕业，集体加入国民党。
法侃从海校毕业后，被派往南京，先后在“武胜”、“通济”舰学鱼雷枪炮和舰课，后又被派往英国学习。民国21年冬学成回国，先后在“海筹”、“宁海”、“应瑞”、“永绩”、“大同”等舰任航海、鱼雷、军需、枪炮等三副、二副、大副、副舰长等职。民国26年夏，调入海军总司令部学德语。是年冬，陈绍宽派他前往德国专修潜水艇。民国30年初，因抗日战争形势的需要，他被调回国担任海军第一布雷大队少校大队长。在皖南贵池口一带布雷时，突遭日军袭击，而担负掩护的兵团不告而逃，布雷队全队被俘。民国31年冬，法侃被送往南京，被迫任汪伪海军部候补员、伪警察局秘书、南京复泰银行襄理等职。民国34年9月，日军投降后，他脱离伪组织，先后任民国海军部“长治”、“常德”、“民权”等军舰副舰长、舰长、江防舰队参谋长等职。
民国37年冬，法侃与郭寿生再次面晤时，郭动员他识时务待机起义。法侃渐萌投靠人民、建设新海军之心。1949年初，程法侃升为江防舰队上校参谋长，兼旗舰“民权”舰舰长，协助舰队司令叶裕和担负九江以上的长江中游防务，指挥江防舰队所属各舰、艇。
当时，桂永清任海军总司令，对非桂系的海军人员很不信任，加上国民党内海军派系斗争十分尖锐，非桂系海军人员不得不选择自己的出路。1949年4月23日，海防第二舰队起义后，在汉口的白崇禧特别注意江防舰队的举动，先以维持码头秩序的名义派兵监视，又突令江防舰队西撤移防重庆。程法侃加紧起义的准备，特派训练参谋林康藩前往重庆，秘密寻找其与中共地下党员有联系的儿子，以便接上关系，待机起义。8月“民权”等舰抵达重庆，林康藩告知叶、程起义联络事宜。1949年11月29日，“永安”“郝穴”先行起义，当天下午，蒋介石召见江防舰队司令叶裕和，责问他到底能否控制舰队，并责令他搬到重庆的卫戍总司令部去住。下午四时，叶赶回“民权”舰，法侃得知情况，当机立断，要叶裕和留在舰上，立即派人向林康藩通报情况。此时，又接到要舰队移防江津的命令，叶则以各舰队未添足燃料和淡水为由拖延开航。深夜，林康藩登上“民权”舰传达中共方面有关起义的指示。翌日晨，叶、程按照指示率“民权”、“常德”、“永平”、“吴山”、“英德”五艘军舰集中重庆江面，宣布起义。
程法侃起义后，参加人民海军建设，1950年，担任“五四”舰长。1951年，担任广东军区海军第一舰队司令部训练科副科长。1953年，担任南海舰队司令部航海业务长。1956年，担任南海舰队训练团中校副团长。1964年6月离职休养。1965年1月法侃回到福州后，历任福州市政协委员、常委，市人大代表，省人大代表，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员，市民革副主委等职。
1988年6月16日，程法侃因病去世。
陈国清，侯官(今闽侯县荆溪镇光明村)人。父陈秀琛早年在港经商。民国11年(1922年)陈秀琛回到福州，举家迁到仓山定居，国清于同年进福州英华书院就读。民国18年考入燕京大学医学预科，民国22年毕业后考进北京协和医学院学习，民国27年毕业获博士学位，留校任助教兼住院医师，一个月后赴上海妇孺医院任内科主任。民国32年5月，回榕任福州协和医院内科主任。抗日战争福州沦陷时，协和医院一部分迁往永泰，他任永泰分院负责人。
民国34年4月，他辞去医院职务，回福州仓山开办陈国清诊所。翌年福州鼠疫流行，他冒着自己受传染危险，日夜奔走于义庄里、程埔头、仓前一带抢救病人。经他及时抢救治疗，大部分病人转危为安。在这期间，他还兼任福州海关、省邮电局及中央、交通银行福州分行、民天食品厂等单位特约医师。
新中国成立后，陈国清任中华医学会福州分会副会长兼学术部主任，负责主持学术研究活动，还被选为中华医学学会委员。此时，他经常为省、市领导治病，并被邀请到各大医院参与疑难病症会诊。1954年，他被选为福建中医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55年，他列席参加全国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和最高国务会议，受到中共中央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1956年7月，他放弃个人行医，担任省卫生防疫站站长、福建省流行病研究所所长。在任职期间，他发表论文10余篇，每年都多次下基层指导检查工作。他还努力钻研中医中药，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治疗顽症，取得良好效果。1958年，他主编《福建医刊》、《福建省传染病防治论文集》、《食物中毒手册》、《丝虫病防治手册》等，并翻译、评审有关论文数十篇。
1959年9月，国清调任福建省中医学院副院长，主管教学科研工作，并分管西医基础医学及临床课程教研工作，组织编写西医各种教材，讲授近代医学史、微生物学和内科诊断学。他还主持中草药研究工作，并在《福建中医杂志》上发表3篇中草药对白喉杆菌抗生作用的论文。
陈国清长期坚持中西医结合的临床实践，他的中医理论日臻成熟。1970年，福建中医学院与福建医学院合并组成福建医科大学，他任基础部主任。1978年11月福建中医学院复办，聘他为顾问。
陈国清历任第二至四届福建省人大代表、省政协常委。1980年4月因病逝世。
林赶山，今闽侯县祥谦乡洋下村人。11岁入“旧赛乐”闽剧班学艺，拜昆曲名丑翁成坤为师，习丑角，亦能演小生、老生、花脸等行当。他善于刻划人物性格，擅演剧目有《炼印》、《搜书院》、《莲花湖》、《兰桥会》、《八大锤》、《陈世美》、《走麦城》、《夜光杯》、《阎瑞生》、《九命沉冤》、《红桥》等。《八大锤》一剧曾于民国23年(1934年)拍成无声电影；《炼印》一剧则于1954年参加华东地区戏曲观摩汇演，林个人获演员一等奖，并于翌年拍成电影。他与闽剧名丑林务夏、唐秀山并称“闽剧三宝”。
林赶山曾任福州闽剧院三团副团长、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福建剧协常务委员等职。1979年退休。1985年辞世。
郑慕韩，今闽侯县南屿镇江口村人，少时入私塾读书，后求学于福州仓山私立英华学校。民国20年(1931年)考入福州中医专科学校，在学期间，勤奋好学，熟读医学经典，得到福建省名老中医郑品瑞的赏识。五年修业期满后，在福州台江义州荔枝 下(地名)挂牌开业行医。民国31年，福州沦陷，举家迁回南屿镇刘厝街继续挂牌行医。
1953年10月，郑慕韩参加闽侯专区中医进修班学习一年。1956年，在南屿街与张宣春、陈少溪等联合创办五区(南屿)第七联合诊所。1957年，担任县中医进修班教员。1958年，被调到福建省中医学院任教。1959年，调到福建省人民医院中医内科任中医师，负责中共福建省委、福州市委、福州军区领导医疗会诊之职。
郑从事中医工作30年，学问渊博，医术精湛，临床经验丰富，尤其对“温病”和热性病造诣较深，疗效显著。
郑慕韩著有《郑慕韩医案医话》、《临床治疗指南》、《温病学说新探讨》、《中西医结合治疗有感》等。他还爱好书法和古体诗词、曾被评为福建省名老中医师。
郑还热心培养青年中医人员，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学识传授给下一代。福建省卫生厅中医处处长林颖、福建中医学院院长杜健、教务处处长陈齐光、福建省人民医院院长范德荣等均系他的学生。1969年郑慕韩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含冤去世，终年58岁。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予以平反昭雪。
林孔湘，今闽侯南屿镇窗厦村人，生于民国元年(1912年)。祖上世代务农，家道贫寒。童年入桐峰小学读书，后考入福州格致中学，继转集美中学续读，民国18年夏毕业。因家庭生活日趋困难，无法继续求学，后幸得到家乡热心办学人士林鹤性、林振骥等的资助，得以进协和大学读书，并考得清寒大学生奖学金。
民国23年，林孔湘大学毕业，得学士学位。民国25年留学美国康奈尔大学，民国30年得博士学位，因其对果树病虫害研究成就卓越，被聘为美国加州大学研究员。同年9月，孔湘回国，任广东岭南大学教授兼植物病理系主任。1952年，任华南农学院教授兼植物保护系主任。
中国南方种植柑橘已有千余年的历史，但由于受到号称为“柑橘之癌”的“黄龙病”摧残，不但产量不高，还造成果树大片枯死。林孔湘立志要灭掉这个“柑癌”。民国30年，他从美国回国，先后在福州仓山合成农场、义洲民生农场考察“黄龙病”。经过反复调查研究，从病树烂根上分离出镰刀菌，证明“黄龙病”是病毒所致。对此，他提出培育无病菌苗的防治方法。新中国成立后，林孔湘在华南农学院任教，潜心研究“黄龙病”的防治法。1956年，他首次培育出不带病毒的柑橘苗木，证实“无病虫栽培法”理论的正确性。不幸的是他患了癌症，二次手术，切除整个胃、脾。为了祖国的柑橘栽培，他鼓起勇气与病魔搏斗，孜孜不倦地伏案整理《柑橘无病虫栽培法》论文。论文于1964年发表，立即引起国际农艺界的重视，出了英译本。美国果树专家罗惠斯特切尔按林孔湘的方法实践，挽救濒临绝境的美国柑橘林。美国加州政府还特别通过一项法律，规定柑橘不用林氏论著的方法培育，不准出售。
林孔湘对家乡闽侯窗厦柑橘栽培十分关心。1960年，他回家乡检查柑橘生产情况，1974年，他发现精严山无菌苗，立即向省有关部门建议建立无菌苗场。1984年他捐资1500元，为家乡窗厦小学办一个“红领巾柑橘无菌苗圃”。
1983年9月，73岁高龄的林孔湘带重病前往广西授课。行前，写下两封遗书。《羊城晚报》、《人民日报》先后以《爱国赤诚，催人泪下》、《遗书与正气歌》的文章高度赞扬孔湘爱国敬业精神。1985年6月病逝。
张哲，上街镇厚美村人。少年时，在家乡读私塾，后赴马来西亚(槟城)在咖啡店当学徒5年。回国后在福州续学。民国25年(1936年)，他积极参加十九路军在福建发动的倒蒋抗日运动，开始走上革命道路。
民国27年，他经武汉八路军办事处介绍，转赴陕甘宁边区，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进入陕西公学、陕北师范、延安中央党校学习。民国29年参加八路军，转战华中、东北一带，历任沈阳抚顺区保安大队政委、吉林省汪清天桥岑区工委书记、双阳县组织部长等职。民国34年任关中专署科员、关中报社编辑等职。
1949年后，先后担任江西瑞金县委书记、中共赣州地委宣传部长、地委秘书长。1952年夏，调任中南水电安装公司党委书记、经理。其后，曾任湖北省建设厅副厅长、中共闽侯地委第二书记、莆田地区革委会副主任、地委副书记。1975年，任福建省测绘局党组书记、局长(正厅级)。1982年12月离休。
张哲对家乡建设事业十分关心，多次回到闽侯县上街、南屿沿江一带检查防洪工作，慰问受灾人民。离休后，仍积极参与慈善福利和文化教育事业建设。1991年8月病逝。
李林，女，原名李秀若，民国5年(1916年)出生于闽侯县。生父王某因生计无着，忍痛把年方周岁的小秀若卖与尤溪籍侨商李瑞奇为养女，后随李家侨居印尼爪哇。民国19年(1930年)，她随养母回国，进厦门集美初中学习。民国24年，李林转到上海爱国女中学习，后因积极响应北平“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及加入学生抗日宣传周等活动，被女中无理开除。她北上考取北平民国大学，在中共党组织领导下，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同年底，加入中国共产党，为表示对革命事业无比忠诚，取革命导师列宁的谐音改名李林。
李林入党后，立即响应党的号召，奔赴抗日前线山西太原一带，加入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进国民师范军政干部训练班受训，曾担任训练班中共临时特委委员、女生连支部书记。民国26年，调往牺盟会太原市委工作。“七七”事变后，奉派到大同牺盟会中心区任宣传委员，同时参加雁北地区工委工作。大同失守后，留在新组建的雁北特委，参与创建抗日根据地。她在偏关地区组建一支游击队(后称雁北抗日游击队第八支队)，并任政委。
民国27年，她率队北上开辟绥南地区。曾袭击马桩伪军，歼敌一个排，缴获马匹百余。她把全队建成骑兵部队。同年6月，支队改编为一二〇师第六支队，她任支队骑兵营教导员，率部转战雁北、绥南一带，连打胜仗，日伪闻风丧胆，曾悬赏5000元购其首级。9月，晋绥边牺盟工作委员会成立，李林任工委宣传部部长，兼管地方武装，同时负责干部训练班工作。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在敌后极其恶劣、艰苦的条件下，为边区各县培养输送200余名抗日骨干，积极配合八路军在洪涛山区开展抗日活动，取得田成村夺马、麦胡图破敌、偏关城杀奸等胜利。
民国28年3月，她出席阎锡山在陕西宜昌召开的“秋林会议”。在会上，她义正词严地驳斥反动派造谣诬蔑八路军和牺盟会“游而不击”的无耻谰言。
秋林会议后，山西政局日益恶化，晋绥边区顽固派不断向抗日武装挑衅。李林亲率边区警卫连配合六支队奋起自卫反击。同年9月，她和屈健等率部突袭敌后据点，解除日伪军在洪涛山区对晋绥边委机关和支队主力的包围，取得反“扫荡”的胜利。在战斗中，李林与牺盟晋绥边委会秘书屈健结为夫妻。
民国29年1月，晋绥边区成立第十一专署，李林被选为专署秘书主任。月底，她出席晋西北人民代表大会，当选为晋西北行政公署委员，受到贺龙的接见，贺龙赞她为“我们的女英雄”。会后，她又回到雁北前线。
4月下旬，日军从同蒲、平绥线调来万余兵力，分三路向晋绥边区腹地进行第九次扫荡，敌人来势凶猛，战斗打得十分艰苦。4月26日，为掩护机关人员向南突围，李林带领轻骑10余人将敌人主力引向东面，当敌人知道上当后，便集中兵力咬住李林不放，她反复奋勇冲杀，身边战友相继牺牲，她亦身负重伤，仍用双枪狙击，毙敌6名，用最后一颗子弹自尽殉国。
叶群，女，又名宜敬，祖籍今闽侯县青口镇沪屿村人。民国24年(1935年)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后去延安。抗日战争后期与林彪结婚。1967年后，历任“全军文化革命小组”成员、副组长、林彪办公室主任、中共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1966年8月，在林彪指使下，勾结江青，率先捏造材料诬陷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1969年中共九大以后，窃取中央委员会委员、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办事组主任等要职。1970年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伙同林彪等人阴谋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阴谋败露后，指使其子林立果组织制定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1971年9月，与林彪合谋妄图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谋害毛泽东，另立中央。阴谋再次败露后，于9月13日随同林彪驾机叛逃，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叶群是林彪反革命集团案主犯之一。1973年8月20日，中共中央决定，永远开除她的党籍。
林芝芳，原名福生，号依福，以艺名“芝芳”行世。民国6年(1917年)1月26日出生于今闽侯县青口镇青圃村，自幼喜欢弹唱，爱好闽剧。9岁时，为高乐天闽剧班老板高兴藩所赏识，以300元银元买下他。从此，拜高为师，练习演唱青衣、小旦、刀马旦等角色。
民国16年，高乐天戏班倒闭，他转到善传奇闽剧班，改名林芝芳，由陈幼榕师父带班坐科学艺，兼习刀马旦。他13岁登台，演出《木兰从军》，初露头角，继而主演《嘉桂岭》、《妙善哀史》、《窦氏女》、《顾相如吃饼》等，深受观众喜爱，其中以“嘉”剧为最有名。此时，他虽属童龄演员，但名旦林芝芳已风靡榕城，香港联星唱片公司专程来到福州，灌制他的《嘉》剧《李小环哭城》流行唱段。
民国23年，林芝芳进入三赛乐班，他的技艺已达到炉火纯青、技压群芳的程度，所演的每台戏都有独到之处，给观众以美的享受。特别在主演《秋兰送饭》中，他一日间(日、夜场)演出三场，每场都各以一套打扮饰演秋兰，风采各异，让观众大开眼界。于是，林芝芳“一日三送饭”名噪一时，三赛乐老板以500银元留聘林芝芳。
抗日战争时期，他与闽剧界同行参加爱国火炬游行，为配合民众抗日救国，他献演《壮烈牺牲》、《三刺孙传芳》、《马占山》等时装戏。
1952年起，林芝芳开始从事导演工作。他导演的《钗头凤》一剧，曾于1952年进京参加全国第一届戏剧观摩会演，他在该剧中反串陆母一角，演出后受到周总理亲切接见。也从这时开始，林芝芳先后出任福州市第二届闽剧协会理事长、福州市闽剧团团长、福州市闽剧院首任院长，并当选为省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福建省戏剧家协会常务理事。1956年10月，他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
林芝芳在表演艺术上，功底深厚，戏路宽广，对闽剧的传统表演和唱腔作了大胆的创新，成功地应用“颤眼功”、武戏文唱、文戏武做等表演艺术。并吸收外来曲调和流行歌曲的曲调，创造《探四季》、《哭五更》等闽剧新曲调，还在《泪透》、《自掏岭》等曲牌中创造独有的“走上坡”的唱法。他是闽剧“林派”艺术的创始人，曾被誉为“闽班魁首、无敌名旦”，与前辈郑奕奏、黄荫雾、黄铭卿合称“闽剧四大名旦”。
他一生坚持演出，同时致力于培养闽剧新秀。他在参加全国第一届戏剧观摩会演后，遵照周总理培养好闽剧后一代的嘱咐，到福州各艺校作报告，并把自己的艺术精心传授给后辈，培养王梅芬、周淑琴和女儿林秀英等一批新秀。
“文化大革命”中，芝芳受到迫害和打击，于1973年6月25日病逝。1978年10月，福州市文化局为他举行骨灰安放仪式，将骨灰从青圃迁入文林山革命陵园。
林权，初名启錝，又名启宇。民国8年(1919年)4月生于闽侯县尚干后村。
林权10岁丧父，家道中落，辍学到福州一家西药房当学徒。民国24年，考入乡村师范学校。翌年，随其大姐夫赴安徽求学。民国26年抗日战争开始，林权由皖入川，进四川江津县国立第九中学高中部学习，后考入重庆国立中央大学农学院农艺系。毕业后，在南京中央农业实验所工作。在俞履圻的指导下，从事水稻亲缘研究。民国37年，该所因人力、财力问题，科研工作无法开展，他被派回福建省农事试验场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林权历任福建省农事试验场、省农科所、省农科院农艺系副主任，研究部副主任、系主任，福建省农业科学院副院长，福建省稻麦研究所所长，省政协第一至五届委员等职。
新中国成立初期，经林权鉴定的“南特号”、“胜利稻”、“万利稻”早、中稻良种，以及“乌梨”、“黑穗青占”等双晚良种，对福建省粮食增产起很大作用。他选育的双季晚稻“凤湖青尖”比当家种“乌壳尖”增产18%以上，1953年开始推广。到1966年，在原闽侯专区推广面积即达13万亩，一季可增产600～700万斤。他用系统选育法，从早稻“南特号”中选育出“福早穗3号”、“福早穗1号”等良种，“文化大革命”前在三明、南平专区推广2万多亩。在水稻技术方面，1950～1953年，他在福州搞间作稻改连作稻的试验，获得成功后，向福建省委提出水稻改制的建议，使全省原来400万亩连作稻面积扩大到1000万亩左右，对全省粮食增产起到重要作用，因此，他获得华东区农业技术会议和福建省科学大会的奖励，1957年，出席全国第一届农业劳动模范代表会议。
60年代，林权着手矮秆品种的培育研究。经过4年多的努力，于1963年培育出“福矮早20号”早稻良种，它具有比“矮脚南特”早熟4～6天、耐肥、抗倒、抗稻瘟病能力强等特点，推广地区从福建省扩大到江苏、浙江、上海等省市，面积达100万亩以上。
1963年11月至1965年1月，林权受国务院委派前往非洲马里共和国参加农业技术援外工作，与马方合作，共种植1400多亩水稻示范田，比当地增产1～4倍。
林权于“文化大革命”的1966年至1970年期间，受到冲击，但他仍坚持参加科研，选育“福矮早8号”、“福矮早9号”、“福矮早10号”等早稻良种。1971年，他被下放到宁化县安远公社，仍选育出“溪选4号”、“科六早2号”、“安陆早”等早稻良种。其中，“溪选4号”适应性较广，高产稳产，1978年推广面积达70万亩以上。
林权曾于1978、1980年先后两次参加中国农业代表团，前往日本、菲律宾、印度、尼泊尔、泰国等国家考察农业现代化、水稻生产和科研情况。
1982年10月25日，林权因患脑瘤逝世。他生前有关水稻育种、栽培的科技论文很多，影响较大的有《中国栽培稻种亲缘的研究》、《作物育种技术讲话》、《培育壮秧，防止烂秧》、《怎样培育壮秧》、《福建省龙溪县水稻丰产经验》等。
刘朝绅，乳名亦松，化名刘淑平，今闽侯县尚干镇人。父亲克让，长期在邮政部门工作，他自幼随父客居芜湖、桂林、厦门等地。民国18年(1929年)，全家迁回福州，他先后就读于福州三一、英华中学。
民国27年，因抗日战争，英华中学迁往闽北顺昌县洋口镇。学校开展“战时民众教育”，他与英华高二同班同学许世华、杨申生等人到建瓯、政和一带办民校。此时，认识在一起办“民校”的中共地下党员庄征(南平剑津中学学生)，在庄征等人的思想影响下，刘朝绅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思想倾向革命。
民国28年，“民教”结束。许世华与中共闽江工委青年工作负责人庄征单独联系后，吸收刘朝绅、杨申生、余泽波等人入党，在英华中学高三“力学”班建立英华中学特别支部，许世华为书记。自此，刘朝绅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串连同学秘密传阅革命刊物和进步文艺作品。
民国29年，刘朝绅受中共指派，离校赴中共福建省委机关通讯队从事报务工作。在这期间，多次参加省委开办的短期培训班，阅读到更多马列主义典籍，坚定共产主义信念，写下《我的革命人生观》一文。
民国30年2月，国民党顽固派成立“闽浙赣边区剿匪指挥部”，隐蔽在崇安浆溪大山里的中共福建省委马列主义研究班和通讯队遭敌袭击，刘朝绅不幸被敌围捕，关押在三元梅列国民党的“福建战时青年训导营”。在狱中，刘朝绅顽强不屈，与卢懋居、郑挺等人坚持斗争。囚禁期间，他与两名难友寻找机会越狱逃跑。逃至中途，又被抓回，遭到严刑毒打，他坚不吐实，掩护已经越狱的两位同志。民国31年9月，因梅列训导营撤销，朝绅被移解到建阳县徐市镇，关进从江西上饶迁来的集中营内。刘朝绅历尽磨难，不肯“自新”，直至民国34年10月，国共两党签订“双十协定”后才获释放。出狱后，刘朝绅与党组织失去联系。他得知哥哥刘朝缙在上海，便于民国35年初赴沪，入上海法学院经济系读书，在校内继续参加学生运动。
刘朝绅在上海期间，曾接到原英华同学李健来信，信中说，李根据中共党组织布置，正在福州开办“六艺书店”，请刘朝绅在上海买一些书籍寄运福州。刘朝绅通过同学、朋友关系，在上海书店、出版社弄到一批进步书刊，支持福州地下党开展活动。此时，他的哥哥刘朝缙由中共安插到国民党海军《海军月刊》社供职，刘朝绅经常在月刊社里接待过往的中共福建地下党同志，如省委书记曾镜冰以及经常往返沪闽之间的中共地下党员杨申生等，他对同志热情相待，倾囊相助。
民国36年8月，刘朝绅在上海与李健会面，当李健了解到刘朝绅与党关系中断时，动员他回福州，并将刘朝绅的情况介绍给当时的中共福州市委领导人孙道华。朝绅回榕后，根据孙道华布置，在林森县凤山田粮分处谋得职业。凤山靠近北岭，便于与林白游击队取得联系。刘朝绅立足后，积极投入武装斗争，往返于市郊之间，或传递党组织的指示，或利用合法身份收集敌人情报。11月，国民党福建省保安处突击大队阴谋围剿驻在闽侯的中共福建省委机关，刘朝绅获悉后，感到事关重大，迅速赶到市区，向孙道华报告。孙作了紧急处置，使省委机关免遭损失。11月底，他由孙道华介绍，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
民国36年12月，中共闽浙赣省委在福州郊区凤岗里召开会议，决定成立中共福州市委，刘朝绅为市委委员，负责统战工作。在他多方努力下，市工商界头面人物蔡友兰、刘永业等人进一步倾向共产党。同时他还积极投入武装斗争，经常与五县中心县委书记林白等人商讨武装斗争事宜。次年，福州学潮迭起，一支包括工人、农民、学生、知识分子，民族资产阶级、爱国人士的统一战线在福州形成。
民国37年3月，刘朝绅赴港与其兄朝缙从事上层统战工作。在港期间，他与朱蕴山等来往密切。清明节过后，刘朝绅返榕，这时，福建中共党内已发生“城工部事件”，市委领导孙道华等人已遭误杀。刘朝绅不知内情，8月间上山联系安排去闽北开展武装斗争事，亦因“城工部事件”被错杀在闽侯山头。
1956年，中共福建省委和省政府查清历史疑案，为“城工部事件”平反，追认刘朝绅为革命烈士，收殓遗骨安放于福州西郊西禅寺，后迁至福州文林山革命公墓。
洪深，艺名洪细妹，今闽侯县荆溪镇洽浦村人。自幼聪颖好学，酷爱闽剧，常跟随迎神赛会的“地下坪”演出队和来村演出的戏班唱闽剧曲调。10岁进入福州“赛天然”戏班，先习青衣，次学武生，后改学须生。他先师事著名闽剧花旦黄铭卿，后拜闽剧名演员张水官为师。他戏路广，曾扮演《紫玉钗》中的霍小玉、《空城计》中的诸葛亮、《秦香莲》中的王丞相和包拯等角色。他苦练瓦罐吊嗓法，练就洪亮、悠扬的金嗓子，在演唱中善于博采众长，注重声、字、情和高、中、低音的和谐运用，创造出新的板式和唱腔，形成独特的演唱风格，丰富了闽剧老生唱腔的表现力，成为闽剧界有自己独特艺术风格的演员之一。特别是他在继承传统艺术的基础上敢于创新，对闽剧艺术表现新时代、新人物进行有益的探索。1983年夏天，闽剧《海上渔歌》晋京演出，他在剧中成功地塑造老渔翁的形象，被誉为“活渔翁”，《戏剧报》封面刊登他的剧照。他在《白毛女》、《江姐》、《杜鹃山》等剧中所塑造的人物，也都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为闽剧表现现代生活做出一定的贡献。
洪深历任福建省闽剧实验剧团副团长、中国戏剧家协会理事、福建省戏剧家分会副主席、福建省音乐家协会会员、福建省政协委员、福建省第五届人大代表、福建省文联委员等职。1956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95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79年被评为福建省劳动模范。
1984年11月11日，他因患败血症，经多方治疗无效，病逝于福建省立医院。
程依嫩，闽侯县甘蔗镇三英村人。幼时家贫，流落南平从师学习木工，艺成后回乡从事建筑业。1955年进入甘蔗建筑社任施工组长。1958年，调任闽侯县建筑工程公司施工员。1959年后，在荆溪建筑社当技术员。1978年，闽侯县第二建筑公司成立，他被调入任技术总负责。
1978年，二建公司承建县城四框结构的大型影院，程依嫩负责设计施工。面对复杂的地质条件，以他自己丰富的施工经验，完成主体设计图案的绘制并得到福建省设计院的批准。
程依嫩多年来苦心钻研建筑艺术，尤其对民间古建筑有较深入的研究。1980年，雪峰崇圣寺整修大雄宝殿，重建天王殿和钟、鼓二楼时，他巧妙地根据新旧材料特点和传统艺术特色，设计并修建起砖木混合结构的建筑，气势雄伟，造型古朴。同年，城区建街心公园，他为公园设计歇山顶重檐式、单檐式的湖心亭各1座，轻盈雅致，古朴大方。1980～1983年他连续4年被评为市劳动模范。
1990年8月4日，他因胆石病复发，抢救无效辞世。
周大基，闽侯县(今福州郊区新店)人。幼时家贫，13岁就随父下田种地或外出打短工糊口。
1950年，他参加福马公路建设，被评为标兵。1951年转到福州养路段当养路工人，不久提升为班长，年终被评为福州市劳动模范。195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5年，任闽侯养路工区副区长。因其在养路、抗洪、抢险中表现突出，同年被评为闽侯专区和福建省的劳动模范。
1961年6月，闽侯遭受特大洪水袭击，县人民政府成立抗洪抢险指挥部，周大基任副指挥长，负责防护洪山桥安全。由于连日暴雨，闽江水位猛涨，大量漂木堵塞桥孔，险象环生。在危急时刻，周大基奋不顾身，率先跳入水中，带领工人排除漂木，疏通孔道，坚持数昼夜，确保洪山桥安全度汛。可是，周大基却因疲劳过度，突患脑溢血而亡。
周大基以身殉职后，上级批准追认他为模范共产党员和革命烈士。
林坡，闽侯县尚干镇人。童年随其父林大琪(中共地下工作者)在上海读小学和初中。民国33年(1944年)，他回到福州，进入格致中学高中部就读，次年转入福州英华中学。进入高中后，他就开始投身革命活动，在同学中秘密宣传革命道理，被选为青年会会长。民国35年下半年，在其大姐(中共党员)启发诱导下，经城工部副部长李铁和林乃夫的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高中毕业后，林坡没有立即升学，按照中共党组织的安排，从事群众运动工作。民国37年3月间，党组织派他去香港通过其父亲的关系为中共福建省委电台采办收发报机、手摇电动机等设备。当林坡顺利完成采办任务，把设备运回福州时，由于发生“城工部事件”，一时找不到上级党组织，他只好一面寻找党组织，一面将这些器材转移隐蔽。后几经周折，林坡终于将电台运到指定地点，并转到省委所驻山头。同年秋，他按照党的指示，进入协和大学教育系，以学生身份为掩护，从事党的工作。年底，他又转到中共福长林三县中心县委，并担任中心县委组织部副部长。民国38年，林坡根据中心县委部署，到长乐县北部地区各乡发动和组织群众“三抗”(抗丁、抗粮、抗税)运动。同年3月17日，他与福长林中心县委陈大鹍一起赴北部执行一项重要任务，途经长乐县城时，不幸被捕，被关押在长乐保安队队部。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他坚贞不屈，严守党的机密。次日拂晓，他与陈大鹍二人即被活埋于长乐县城山边。年仅22岁。
林镜桐，南屿镇南旗村水西林人，民国17年(1928年)8月出生于一个雇农家庭。童年就读于家乡小学堂，因家庭困难，高小没有毕业就辍学到福州一商店学当徒。福州解放后，他回乡务农，1950年，他积极参加村土改工作，同年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当选为南屿镇第一届团支部组织委员，并担任南屿镇公所文书。
1951年6月，林镜桐积极响应“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号召，毅然报名参军。入伍后，新兵集中在闽南集训，林镜桐刻苦训练，努力学习军事本领，在同志间开展互帮互教活动。他每天利用休息时间，帮助驻地老百姓挑水、劈柴火、打扫环境卫生等。军训结束，上级给镜桐记小功一次。
1952年7月，林镜桐分配到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二十三军七十三师二一八团一营三连任机枪班战斗小组长。同年9月，林所在部队入朝参战，部队经过900多公里的急行军，于10月20日到达抗美援朝最前线——朝鲜三八线附近的元山里的一条山沟里，连队在此驻扎2个多月，每天进行野战演习。12月30日，部队开赴前沿阵地，三连是全团的后卫，负责50公里山间公路的警戒任务。1953年6月，为了牵制敌人，配合西线友军展开反击战，迫使美国在板门店停战谈判协定上签字。林镜桐所在部队，在朝鲜大洞里以南、右靠上甘岭、左临老秃山的凸出部位的28.12高地上与敌人展开争夺高地反击战。战斗打响后，三连很快攻下28.12高地，第二天敌人进行反扑。尽管天上有敌机疯狂扫射和轮番轰炸，地上有敌人坦克、火炮猛烈轰击，林镜桐与战友们一道，一次又一次地击退敌人的反攻。阵地前敌人尸横遍野，我军也付出不小的代价。阵地上最困难的就是缺水，山上无水，山下又被敌人坦克封锁，后方的水送不上来。林与战友们口干舌燥、嘴唇都起了泡，只能用嘴巴贴着坑道石壁吮吸石壁上渗出的一些水珠，肚子饿了啃些压缩饼干，但没有水也难以下咽。镜桐是机枪手，从战斗打响后，一直守在阵地上，两天两夜没睡觉，没有水，也吃不下东西，他和战友们都疲惫不堪，但是，枪声一响，一个个又生龙活虎般投入战斗，消灭了一批又一批敌人。6月24日，传来西线友军突破敌人200多公里防线、向敌人后方挺进40多公里的胜利消息，大大鼓舞战士们的斗志。同时，敌人也作困兽之斗，战斗更加激烈，敌人几次逼近阵地，展开刺刀肉搏战。此时，轻机枪无法发挥作用，林镜桐身高力大，夺过敌人一柄卡宾枪刺刀，投入肉搏，一连刺杀几个敌人，战斗极为惨烈。正当危急之际，志愿军火炮向山脚下和半山腰的敌群猛烈轰击，阻断敌人的进攻道路，敌人的进攻终于被打退了。不幸，敌人一发炮弹在镜桐身边爆炸，他的双腿被炸断，因流血过多，壮烈牺牲。年仅25岁。
林镜桐牺牲后，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追认他为革命烈士，遗体安葬在朝鲜大洞里以南的革命烈士公墓里。
强曲曲，民国20年(1931年)10月20日生于闽侯县南屿镇榕树村。民国34年，他进福州聚春园当学徒，满师后留店事厨。1957年，他调福州旅社饮食部主厨。1959年3、4月间中共八届七中全会在上海召开，他应召到上海锦江饭店为会议代表主厨。1965年，应邀到广州南园酒家主持福州馆厨务。1979年被福建省商业厅评为省特一级厨师。1983年，在全国首次烹饪名师技术表演鉴定会上获最佳厨师称号(全国只评10位)，与同获最佳厨师称号的堂兄强木根被烹饪界誉为“闽菜双强”。后曾任福州旅社饮食部主任。1984年6月，任福州大酒家内“双强酒楼”副经理，并任福建省烹饪协会常务理事、福建省政协特邀委员。从1984年起，连续多年被评为福州市劳动模范。1980、1988年两次应邀到香港、新加坡进行烹饪技术表演。
强曲曲擅长闽菜制作。几十年来，他与木根继承发掘、改革、创新三千多个“闽菜”品种。他烹调闽菜的特色是清淡鲜美，重味质，形色力求自然美观。他的拿手名菜“佛跳墙”更是驰名中外，倍受港台同胞、国际友人称赞。1957年，陈毅视察福州，尝了他的“煨罗汉果”后，大为赞赏。1984年3、4月间，“双强”应邀到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办国宴。他们烹饪的“佛跳墙”、“鸡汤氽海蚌”、“灵芝恋玉蝉”等10余种闽菜精华，曾接待过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美国总统里根及西德、马来亚等贵宾。在宴请里根的宴会上，美国记者将他们兄弟烹调的道道“闽菜”拍入电视，在全世界广为传播，美联社记者报道说：“里根在这里品尝到各种精美佳肴”。一位马来亚贵宾称誉他们兄弟俩为“六级厨师”(国外最高只有五级)。
强曲曲不仅厨艺高超，技术精湛，而且厨德感人。他毫无保留地把技术传授给他人，培养造就一批“闽菜”优秀烹饪人才。现有多名徒弟已成为特级厨师。他还参加编写《中国菜谱·福建》、《中国小吃·福建风味》、《中国名菜谱·福州分册》等书。1992年11月2日病逝。
徐敏，祖籍今闽侯县上街镇美岐村。幼时就学于缅甸仰光群英小学和南洋小学。1969年初中毕业后，参加缅甸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3031部队，任副班长。1970年3月21日在“孟波”战斗中，他所在连队击毙敌人10余名，俘敌107人，缴获大量枪枝弹药和其他军用品。在部队期间，由于他勇敢善战，曾立过二等功2次、三等功1次。1970年7月25日，在“ 泉”战斗中为缅甸人民的解放事业壮烈牺牲。
1983年9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追认徐敏为革命烈士。
杨胜，闽侯县南屿镇晓岐村人，民国21年(1933年)元月15日出生于一个贫苦农家。在他幼年时，父亲背井离乡到新加坡谋生，一去杳无音讯。杨胜在私塾读3年多的书，便辍学回家种田，15岁时，他远离家乡到漳州当理发学徒。于1949年10月回到家乡。
1950年，他积极参加家乡土改运动，11月，他在家乡首批被发展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员。不久，被南屿区委任命为三岐乡民兵副队长。1951年6月，年才18岁的杨胜响应中共中央发出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号召，带头报名参军。入伍后，新兵营开赴泉州郊区进行新兵训练。由于杨胜在军政训练中表现突出，在训练结束被分配主力部队前，受全营队前嘉奖一次。
1952年7月31日，部队奉命“北上归建”，8月中旬，部队抵达东北的安东市(今丹东)。杨胜在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二十三军第七十三师二一八团一营一连任战斗组长。同年9月23日，部队奉命入朝参战。经过900多公里的夜间急行军，于10月20日拂晓到达东海前线——元山郡意同里。杨胜在千里急行军中，主动帮助班、排里体弱、有病的战友代背枪支弹药等，经常身负100公斤重，由于表现出色，荣立三等功一次，荣获朝鲜军功章1枚。在意同里成立炮兵团时，他调任炮兵团一营通讯员。
1953年1月25日，侵朝美军总司令克拉克策划了一次“空、坦、炮、步”协同作战实验，以1个空军战斗轰炸机联队、1个坦克营、步兵1个加强营(相等于1个团的兵力)向防守在芝山洞南侧高地(敌称“丁字山”)的志愿军二十三军二〇一团1个排发起猛烈进攻。一天之内，美军共向高地发射各种炮弹17万发，投掷炸弹22万多磅，在进攻时，美军邀集大批高级军官与记者观战。志愿军守备部队依托坑道英勇沉着地抗击，在炮兵紧密配合下，以歼灭美军150余人，志愿军仅伤亡11人的代价，彻底粉碎敌人的进攻，牢牢地守住阵地。
就在这次战斗中，一营阵地上有线通讯线路被敌机炸弹切断，指挥、联络受阻。营首长派杨胜向江原道远地里炮兵各连队传达上级首长“立即进入炮击敌人阵地”的命令，要求他在20分钟内送达各连队。杨胜接受任务后，飞奔送信，仅用10分钟，第一封信就送达第三连队。在向二连送信时，不幸左手被敌机的机枪射中，他来不及包扎，抓下军帽堵住血流如注的伤口，奋不顾身爬起来向二连方向扑去。当他将最后一封信按时圆满送到第一连阵地连长手中，行毕军礼，转身准备返回营部时，数架敌机从空中扑下，炸弹在他身边前后左右连续爆炸，杨胜不幸壮烈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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